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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46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0-07-15

上一期   

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时代观的理论逻辑

陈金龙, 杨亮

2020, 46(5):  1-7. 

摘要 ( 2335 )   PDF (454KB) ( 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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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维度看，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时代观是由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有机部分组成的整体。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时代观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对当今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潮流做了精准判断，并认为时代具有相对性、变化性和层次性。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观察和分析时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观察时代、把握时代的理论方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通过实践活动引领时代潮流，促进时代发展。

新时代观的唯物史观意蕴

石德金

2020, 46(5):  8-15. 

摘要 ( 2423 )   PDF (472KB) ( 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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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观是习近平科学解答时代之问的重要理论结晶，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当前国内环境、国际形势的现实关照，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意蕴。新时代观基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根据，深入探讨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时代观最终归宿点的重要问题。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分析方法，全面理解习近平对新时代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人民主体性的意识形态当代治理：一个微观分析视角

吴育林, 赵悦彤

2020, 46(5):  16-24. 

摘要 ( 1779 )   PDF (579KB) ( 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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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人民主体性的意识形态”，围绕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构成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遵循，使人向“自己的人”即社会的存在复归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旨趣。“人民主体性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的治理转向”的重要命题，这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融入一切工作中去之后的必然趋势。这一转向要求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从人民生存场域的延展、人民交往形式的拓展、人民精神需要的发展中揭示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空间控制路径、实践引领机制和话语解释体系。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理论旨趣与实践指向

廖小明

2020, 46(5):  25-34. 

摘要 ( 2317 )   PDF (563KB) ( 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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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据主题性地位。在理论上，马克思通过提出科学实践观，奠定了批判自由主义正义思想的坚实基础，其运用科学实践观批判正义思想的过程与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是同一过程。在唯物史观视野下，马克思肯定了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追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扬弃正义，在制度和观念耦合的社会生成方式下审视剥削阶级正义观，进而将正义置于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予以认识，使我们看到正义的生动展现。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与诉求蕴于现实实践中，因为只有在具体历史视界中正义才有尺度，而正义是贯穿自然-人-社会统一关系的价值红线，是过程性和发展性价值。

“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艺术民族志——兼论音乐民族志与相关学科的互文性渗融关系

杨民康

2020, 46(5):  35-48. 

摘要 ( 1807 )   PDF (931KB) ( 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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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中国艺术民族志研究主要涉及三种学术指向：“回溯以往，立足当下，指向未来”，体现出文化符号链上的不同分工。在当下性、共时态的文化平台上，艺术文化活动的研究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多个文化学科之间的互文性渗融和学术碰撞，催生出一股“指向未来”的强劲趋向。音乐“非遗”传承、保护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和了解其即时性、在场性、动态性和创造性的展演过程，并将之永远传衍下去；由此体现了始自“本我”，带有“微观与宏观”“共时与历时”“建构与传承”等“多重二维性顺向研究”的视角。此即艺术民族志“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现实性基础和观念性依据。若再究其学术意义，非指静态分析，而是行动趋向；非指隔空展望，而是亲身参与；非指两个不同阶段，而是指某种进行时——持续性过程或运动状态。后者体现于下述三个学科方法论层面：宏观—思维—观念层——文化建构活动的创造性；中观—学理—学统层——音乐展演行为过程的动态性；微观—实践—方法层——转换生成音乐分析的前趋性。简言之，艺术民族志的“立足当下，指向未来”趋向乃从艺术生产活动的创造性、动态性和前趋性三者中体现出来。

中国民族宗教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祁进玉, 马婧杰

2020, 46(5):  49-57. 

摘要 ( 2116 )   PDF (490KB) ( 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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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纹理构筑了民族与宗教发展不可分离的历史和现实。民族宗教相互交织的客观规律使民族宗教学成为适应中国国情的新兴综合性学科。反思与回顾民族宗教学的学科内涵、外延、特点及方法，可以概括出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就民族宗教学的研究发展进行相关分析与展望。

“美本”与“纳帕”：民族杂居背景下纳西族祭天习俗的变迁

王正宇

2020, 46(5):  58-64. 

摘要 ( 1973 )   PDF (479KB) ( 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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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西族与藏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盐井的祭天习俗晚近发生了变迁。根据对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盐井祭天习俗的变迁，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现代性或现代化带来的结果，更不能以此建构针对民族文化变迁形成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潜在张力。在民族杂居背景下，家庭结构的变迁是纳西族祭天习俗晚近变迁的核心原因。这一过程体现了历史形成的当地各民族在文化与社会上的深度交流的延续，而不是现代性对传统的威胁。

作为生存策略的亲属实践：旅游发展下摩梭人家屋社会的生计变迁与调适

马腾嶽, 马群

2020, 46(5):  65-77. 

摘要 ( 1909 )   PDF (661KB) ( 7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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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性”与“实践”间动态辩证关系的角度，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婚配与亲属关系均可作为生存策略而被行动者调整或重新诠释。在川滇交界的泸沽湖景区，自从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旅游产业后，当地的摩梭人从传统的农渔生计模式快速向旅游产业生计模式过渡。在旅游市场与政府法规的引导下，摩梭人传统集体生活亲属组织“衣杜”（血亲大家庭）面临崩解，“家屋社会”文化保存受到极大的冲击。为了避免传统亲属组织与社会崩解，当地摩梭人通过操作传统“衣杜”与现代“家户”两种亲属组织，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保护和传承摩梭传统文化，展现了摩梭人操作亲属与争取经济资本的行动者智慧。

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究

李晓斌, 王兴宇

2020, 46(5):  78-86. 

摘要 ( 2536 )   PDF (578KB) ( 8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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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反复的进入与退出，本质上与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有关。在此过程中，东汉王朝不时利用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抵御匈奴的渗透与攻击，这是“华夷一体”“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在西北边疆的实践，发挥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边中的作用。当然，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的选择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与任用的“边吏”作用发挥情况密切相关。

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中缅边境跨境人口流动治理研究

尤伟琼, 董向芸

2020, 46(5):  87-94. 

摘要 ( 2418 )   PDF (519KB) ( 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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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与困境面前，对于边民跨境流动的认识应有着更大格局的理解视域，区域乃至全球视野的共识以及共同体价值的构建变得越发重要，这也是在全球问题不断增加的情势之下，共赢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中缅两国从历史、地缘、文化以及族群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发展命运紧密相连，双方以区域及全球性的共同发展为基点形成共识尤为重要。中缅边境外籍边民跨境流动中的教育、务工、婚姻管理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缩影，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实，以更大的发展格局应对问题风险与挑战，是我国提升边境地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是积极构建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

打赢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的制度密码及实现路径

王超品

2020, 46(5):  95-102. 

摘要 ( 2211 )   PDF (564KB) ( 3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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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是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制度密码。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和发展，并具体体现了人民主体观、人民立场观、人民利益观和人民共享观。在此基础上，转化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内在机理，揭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经验与优化策略，进一步围绕边疆民族地区的新发展理念和边疆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政策，打赢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

法理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司法治理模式建构

徐清

2020, 46(5):  103-108. 

摘要 ( 2145 )   PDF (441KB) ( 4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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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司法治理包含两对核心关系：一是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二是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南边疆的司法治理模式主要有二元型治理模式和混同型治理模式。转型时期，西南边疆司法需要应对立体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复杂性，多中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延展性，多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多元性，互嵌的边疆与司法解决机制的嵌套性。从解决差异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应建构“法治中国”的西南边疆法理型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以“法理”为中心，把“法理”贯穿于司法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运作全过程。其核心内涵包括以法理型法官为司法治理的主体、以审判型组织为司法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审判治理为其运作保障。

中华民族：一种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

范俊, 孙保全

2020, 46(5):  109-118. 

摘要 ( 1825 )   PDF (560KB) ( 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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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政治文献、学术研究和媒体话语中，“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中华民族问题已然成为关乎全局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已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显要位置。而中华民族地位的凸显，是由其自身具有的资源性价值所决定的。从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国家构建、国家陷入生存危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并促成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若干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根本性作用。不同于当代中国语境中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中华民族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蕴涵着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具有深刻的国民整合功能，从而成为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家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发展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都需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好中华民族的这种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

治理单元重构与城市社区治理质量

何绍辉

2020, 46(5):  119-126. 

摘要 ( 2024 )   PDF (499KB) ( 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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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设置治理的基本单元，对于顺利推进治理、提升治理绩效和实现有效治理而言至关重要。在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当下，合适的城市社区治理单元对于现代城市中国建设尤为关键。在分析城市社区治理单元演变趋向的基础上，探讨了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单元选择的影响因素、基本原则与方向，以及小区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单元何以可能的问题。

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的转型与重塑

梁永成, 陈柏峰

2020, 46(5):  127-137. 

摘要 ( 1876 )   PDF (608KB) ( 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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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干部培养是确保农村治理稳定性的人才保障，也是观察基层治理的重要窗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经历了从“镶嵌于生产体系”到“党组织培养体系与自治选举体系竞合”，再到“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的二元分离”的历史演变。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村干部功能定位的政策转向、基层干部培养的组织策略转变是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演变的三重要素。为了应对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转型而产生的实践困境，基层政府常采取治理事务重组、治理网络重构和干部资源整合等治理策略。当前的“富人治村”“能人回乡”等干部选拔方式，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农村治理人才供给不足的困境，有必要进行反思。重塑可持续的农村干部培养体系需要认真处理好乡村关系、干群互动关系、公职化与自治关系。

增长的极限：论能源收益递减效应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曹峰毓, 吴磊

2020, 46(5):  138-146. 

摘要 ( 1974 )   PDF (572KB) ( 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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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能源资源的储量，能源产业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具有更强的确定性，且其表现形式取决于能源体系的运行模式。在生物能源体系中，由于农业是主要能源生产部门，这一效应表现为人口增长的同时土地边际收益的逐渐降低。在化石能源体系中，随着能量来源变为采掘业，能源供给得以摆脱人口制约；但矿藏质量的下降使能源生产中仍需要面对边际收益的降低。在可再生能源体系中，随着主要能源生产部门变为制造业，技术进步与规模效应将有望实现能源生产中的收益递增。但在较低的功率密度下，随着优质土地资源的逐渐耗尽，该产业边际收益的降低最终也将不可避免。对能源产业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的分析是在“动态资源观”中对社会发展极限的有益探讨。通过革新能源体系打破能源收益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则可看成是从能源生产角度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新诠释。此外，化石燃料能源收益率的不断降低已使得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当务之急，但可再生能源较低的能源收益率使之难以在短时内胜任这一任务。

环境司法积极发展与效能有限的解释

张丽

2020, 46(5):  147-155. 

摘要 ( 2065 )   PDF (583KB) ( 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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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司法作为社会转型时期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呈现出积极发展与效能有限的情形。理解这一情形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源于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国家权力的推进让环境司法呈现积极发展样态；另一方面，受制于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功效耗散，以及环境利益受损方司法维权意愿的不足，导致其效能发挥有限。这一“上下结合”的观察视角，不仅为理解环境司法的积极发展与效能有限提供了一种趋于整体化的解释，亦为环境司法回应环境治理需求，实现理性变革提供了有效的指引。

社区旅游经营者社会责任：驱动因素与表现形式——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吕宛青, 葛绪锋

2020, 46(5):  156-164. 

摘要 ( 1877 )   PDF (562KB) ( 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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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探究社区旅游经营者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和表现形式，是地方旅游可持续发展治理研究的新探索。作为典型的民族旅游特色小镇，大理喜洲古镇社区旅游经营者社会责任行为受到关系网络、信任和规范3种社会资本表现形式的影响。社区旅游经营者以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责任履行方式，促进了地方旅游发展，验证了社区旅游经营者在促进地方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社区旅游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源于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下的理性选择动机，关系网络越紧密，信任强度和规范压力越大，经营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越强。因此，培育和维护社区社会资本，推动社区旅游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是解决旅游可持续发展治理困境难题的创新路径。

喀什老城空间改造中的文旅融合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梁媛

2020, 46(5):  165-172. 

摘要 ( 2187 )   PDF (552KB) ( 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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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老城的改造工程启动至今已有12年。12年中，喀什老城的变化不是从“旧屋”到“新屋”的机械式运动，除了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功能性扩展，老城改造工程还将文化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既保持了“地方感”，又实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改造之后的喀什老城，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空间一跃成为国家AAAAA级旅游风景区。老城内外的交往交流日趋频繁和紧密，原生文化与次生文化不断交织，形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同时，共同体意识也在老城中逐渐形成、发展和重塑。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在喀什老城内得到体现，国家在场对于促进文化交往与交流、强化共同体意识和国家认同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