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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46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0-05-15

上一期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建构述论

王文光, 江也川

2020, 46(3):  1-7. 

摘要 ( 1876 )   PDF (7709KB) ( 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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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在汉朝大一统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础，也是汉武帝“中国一统”民族思想在《史记》中的表达。司马迁笫一次系统建构了“五帝世系” ,“五帝” 是一脉相承具有血亲关系的中华人文初祖，也是汉朝疆域内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即“华夷共祖”于黄帝。在上述前提下， “华夷“ 子孙经过不断的交往、 交流、 交融， 成为一个有内在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共同体。 以此为逻辑起点， 司马迁在《史记》里除了《五帝本纪》之外， 还为6个边疆民族列传记述， 对汉代的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记述， 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 这是司马迁留给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非凡。

从“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炉”与“民族自决”--孙中山民族思想研究

龙晓燕, 薛昊

2020, 46(3):  8-14. 

摘要 ( 1925 )   PDF (7867KB) (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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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作为中华现代国家的缔造者之一， 他的民族思想在近代民族思想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历经了从“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炉”与“民族自决＂的变化，但在发展演变过程中， 始终围绕着建设中华现代国家的时代命题，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具有显著的国家与民族同构性。孙中山民族思想包容性的增强，推动了国家与民族同构的中华民族观念传播，对近现代中华现代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输出还是互动？--中国农耕文化进入非洲研究

高良敏, 齐腾飞

2020, 46(3):  15-25. 

摘要 ( 1355 )   PDF (7992KB) ( 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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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非农业合作的叙事范式偏向于单向的中国对非洲狭义的技术转移和广义的利益互惠，而缺乏非洲社区与中国农耕互动的叙述。在政府层面，中非农业合作多为制度性的农耕互动，其可持续性及深入程度的争议一直存在；而在民间层面，农耕合作不仅能够嵌入到本土农耕社区和民众日常生活，而且能够激发当地民众的主体参与，实现从农业技术到农耕文化的互动。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互惠互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诸多利益相关者对中国农耕文化的接纳程度和主体行动力。可见，中国农耕文化只有通过被本土农耕社区接受，并激发民众的主体参与，从文化互动走向文化互惠，方能深化中非农业合作的效果。

平行与交织--军政时期缅甸华人的生存策略、日常政治与国家想象

段颖

2020, 46(3):  26-35. 

摘要 ( 1508 )   PDF (8636KB)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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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军事专政所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疏离，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地方世界中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多重空间，生活于其中的华人，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社会网络与地方化进程，创造出与之适宜的生存伦理与实践策略，并为之寻求合理之诠释，以平衡专制、腐败与道德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矛盾与冲突。同时，通过茶馆等公共空间，华人在针泛时弊的同时，也表达着对缅甸的归属与想象。对军事专制时期缅甸华人生命故事、生存策略与日常政治的探讨，将有益于理解当下缅甸的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

都市移民社会中佛教灵性实践的人类学透视

戴路

2020, 46(3):  36-41. 

摘要 ( 1335 )   PDF (8155KB) ( 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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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宗教机构与信众围绕某种理念形成的联系，是宗教得以维持的灵性基础。都市社会移民的大量进入及个体化加剧的同时，也带来个体与社会联系方式的多样。个体从社会中的“脱嵌”及“再嵌入”的压力，使部分个体依托宗教的灵性生活与实践获得超越现实生活的恒久稳定性。都市社会的各类现代组织体系，为佛教寺院超越传统丛林制度提供了借鉴。建立在灵性基础上的寺院与信众的各类组织，加强了信众对寺院的归属感和联系，为佛教在现代都市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帮助。

“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中国疆域话语体系建构

李大龙, 铁颜颜

2020, 46(3):  42-53. 

摘要 ( 1899 )   PDF (9754KB) ( 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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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划分为4个不同时期。历代王朝的疆域固然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王朝之外，尤其是边疆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疆域，也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之为“自古以来”并无不妥。《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疆域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有疆无界”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转变。域外殖民势力东来并构建殖民体系，不仅终止了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过程，而且已经明晰的疆域也遭到了蚕食鲸吞。当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与邻国签订一系列边界条约才得以最终确立的。

“汉化”抑或民族融合--清前期边疆治理中的杀虎口

张佩国, 张晋

2020, 46(3):  54-62. 

摘要 ( 1435 )   PDF (7904KB) ( 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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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杀虎口，作为中原与寒外之间的重要连接通道，不仅是军队的驻防地，也是榷关与驿站的所在地，这些充分呈现了清廷边疆治理的历史实践，进而表明，清是集元明两朝之长于一身的王朝体系。“汉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的，而是一个兼 容并蓄的动态化过程，“汉化”成为边疆治理中民族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县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功能廓析与路径创新--一种基于IAD的分析框架

史云贵, 薛喆

2020, 46(3):  63-71. 

摘要 ( 1362 )   PDF (8509KB) ( 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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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领导干部频现的避责行为，反映了我国公共行政系统调适滞后，掣肘着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县乡领导干部容错机制主要承担从避责到担责的“激励”功能，纠错机制主要承担从担责到创新的“学习转化”功能，二者互嵌一体。为进一步完善县乡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的正向功能，操作层次规则需要做好边界、选择、信息、报酬、聚合、范围6个方面的制度供给；具体运作机制需要借力绩效评估机制、激励机制、学习机制，并采取渐进调适的方式以实现有效嵌入。容错纠错机制的功能廓析与路径创新，有助于澄清学界的模糊认识，推动容错纠错机制落地增效，进一步调动县乡领导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从殊途到同归：案例中基层权力非正式运作的未预结局

孙薇薇, 董凯悦

2020, 46(3):  72-80. 

摘要 ( 1422 )   PDF (8832KB) (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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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一直是国家权力在基层落地的重要途径。今天的基层政府正在向服务型转型，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已呈现新走向。与以往研究较多的“治”或“管理”等强制型项目不同，北京某镇政府开展以服务为核心的农村老年心理干预项目值得关注。 其中被正式权力的代理人（镇政府干部）吸纳进非正式运作网（老年心理干预守门人）的参与者，包括乡村中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村民志愿者。参与者的最初动机包括情感与行政压力、政治地位的收益、乡土互助精神的留存。项目最终的结局是，干部向“管理／服务”多元身份的转型、以“善”为内核的服务精神得以正名、村民和老人的认同与拥护，项目最终从实施初始的各自谋算走向了实质意义的互通共融。

激活国家：历史制度主义视阈中的国家治理

赵子尧

2020, 46(3):  81-88. 

摘要 ( 1362 )   PDF (8161KB) (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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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制度主义范式下国家治理的复兴表现在，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研究中心，同时将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引入相结合。历史制度主义以历史比较方法及宏大的研究视闽审视国家治理：国家并非仅仅是泛化的、自在的、无历史的工具，而是有着自身历史并对历史起着重要作用的、置于国际竞争背景下、与社会存在互动关系的，且有着自身独立运行逻辑的自为行动者。“激活国家治理”是作为独立行为者的国家自主性及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剖析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国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自主性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云南青铜文化若干关键问题研究

李东红

2020, 46(3):  89-97. 

摘要 ( 1534 )   PDF (9367KB) ( 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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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青铜文化起源于当地的新石器文化，开始于夏代初叶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经历了自西向东，即由湃海区域向滇池区域，甚而向滇东、黔西不断发展的过程。云南各地区发现的青铜文化存在地域性的发展差异，但本质上仍同属于一个文化类型。青铜文化出土器物中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兵器，独特的器物如铜鼓、贮贝器，人物与动物俏、权杖、扣饰及器物上刻意表现的现实生活样态图像，显示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地方性，是一种“耕田，有邑聚”的文化形态。西汉武帝时期经略“西南夷”，开郡设县，使“西南夷”从政治上、文化上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力量的进入，扭转了云贵地区青铜文化固有的发展方向，使其成功转型并步入铁器时代，西南边疆因此跟上了内地的发展步伐。

石寨山文化时期滇池水域

陈斌

2020, 46(3):  98-106. 

摘要 ( 1438 )   PDF (7767KB) ( 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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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研究中，滇池水位一直被认为在不断下降。但有研究表明，历史时期，滇池水位在总的下降趋势中也存在反复。在唐朝中期达到最低水位后，滇池水位又有快速上升。这提示我们，在确定了新石器时期滇池水位与元代初期相同的情况下，认为这一水位在其中各时期是相同的，这样的认识有不足。新的研究，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石寨山文化时期滇池周边的自然环境，同时也为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流动论争与“富民社会”视阙下的科举制

董雁伟

2020, 46(3):  107-116. 

摘要 ( 1384 )   PDF (8728KB) ( 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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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至清末实行的科举制度，在打破社会分层，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表明，在7~20世纪初的“科举社会”中，社会流动始终维持着一定的速率。在对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流动派”与“非流动派”各执一端，研究者在史料与数据上面临着历史解释的困境。从“富民社会”的视角来看，“科举社会”的实质是“富民社会”,“科举社会”是“富民社会”内涵及特征的体现。 科举是“富民社会”的一种选官制度，也是“富民社会”下社会流动的产物和标志。科举制下以“富民”为主体的社会流动具有整体的社会意义，也是考察科举制与社会流动问题的关键。

盐业资源与地域发展：以河东盐的历史演进为中心

张欣, 赵小平

2020, 46(3):  117-126. 

摘要 ( 1483 )   PDF (8596KB) ( 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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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东盐，历史上著名几大盐种之一，河东地域特殊的地质环境为河东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因盐的特殊性、纽带性、辐射性，历朝历代政府对河东盐异常重视，梳理河东盐不同时期的盐政变化，可以总结出河东盐不同时期的历史演进特点。因盐崛起的河东地域一度成为辐射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以河东盐的历史演进为诱因，河东地域发展呈现出“因盐发展”的“资源型”地域的特点。

网络法中的“网络”

胡凌

2020, 46(3):  127-135. 

摘要 ( 1523 )   PDF (8972KB) ( 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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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上，不仅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甚至陌生人之间、人与事物／服务之间、事物／服务之间的连接，都可以被转化为数据，进行跟踪和记录，进而测量、分析和预测。网络逐渐可见或可被直观感知，通过不断增加的连接而成为影响个体社会行为的动态“架构”。其会因商业模式和技术的出现而进入法律分析，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并逐渐影响若干核心的法律概念。数字网络可以经由平台企业进行设计和塑造，并体现出“商业化”和“平台化”两个典型特征，进而改变数字经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其本身就成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一部分，“控制力”是这一过程背后的重要因素。数字网络还具有私人资产属性和公共属性，其原来承栽的线下分布式社会功能，也在线上得到了大规模转型以适应新型生产方式的需要。但其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正在被平台企业的财产性利益诉求遮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垄断法正朝着帮助促成这一目标行进。

论公共空间的隐私

岳林

2020, 46(3):  136-147. 

摘要 ( 1760 )   PDF (8289KB) ( 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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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法学理论主要关注个体和私人意义上的隐私权，忽视或者否认公共空间存在隐私关系。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不存在绝对边界，二者也不必然二元对立。随着司法经验的积累，现代隐私权理论逐渐承认公共空间的隐私权。如何理解公共空间，以及如何处理不同类型公共空间中的隐私关系，也成为了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理论问题。无论“公共”还是“隐私”，都具有接触、占有和目的三个层次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把公共空间划分为全开放空间、限制开放空间、组织空间、社区空间和信息空间五种类型，分别采取不同的隐私规制策略。

论网络平台规则

邱遥堃

2020, 46(3):  148-158. 

摘要 ( 2321 )   PDF (8670KB) ( 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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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规则是政府、平台、用户三方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而形成的，反映了网络法与网络规范的要求，其核心在于满足平台自身的利益与需求；其实施是通过平台的代码架构与数据分析能力来完成的，但它是一种规范而非技术，其发挥的作用是独立的。所以，平台规则区别于网络法、网络规范、市场与代码，从法律与社会规范理论的角度观之，它是一种独立的网络空间治理手段，是平台化互联网时代的新产物。由于平台兼具企业与市场的双重特性，所以平台规则具有私法规则公法化的特点，标志着国家与社会界限的模糊与交融。

生态法治之实践维度

谢秋凌

2020, 46(3):  159-165. 

摘要 ( 1222 )   PDF (8108KB) (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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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法治是实现生态文明所需的制度性、秩序性条件，也是生态理性在法治构建中的现实化表达。生态法治的现实化，有赖于实践层面的具体机制构建。首先，生态立法的理念应当由压制型转向回应型；其次，生态执法的模式应当由惩罚型转向激励型；最后，生态司法的体制应当由非专门化转向专门化。

清水江文书中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研究

钟一苇

2020, 46(3):  166-172. 

摘要 ( 1323 )   PDF (8337KB)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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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至民初的清水江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居民主要遵循“情”“理”“信”“三种观念作为其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在处理纠纷时，首先讲求“以情育人”，充分尊重纠纷双方的人格尊严，并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体现对人性的尊重；其次讲求“以理服人”，通过订立文书契约，公正分配争议标的，并对侵权行为予以及时纠正，体现对正义的维护；最后讲求“以信取人”，通过对信守诺言行为的保护，以及对违反信用行为的惩罚，体现对诚信的追求。深藏在我国法律传统中的诸如“人性”“正义”“诚信”等这样一些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的价值观念，不仅需要我们从本土的法律文化与实践中去挖掘与探寻，亦应当成为现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来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