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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第48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2-05-15
    上一期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中华民族研究的两个命题

    郭台辉
    2022, 48(3):  1-12. 
    摘要 ( 1072 )   PDF (38347KB) (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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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多”间的哲学矛盾催生人类必然直面但无解的元问题,而作为和解之道的任何命题都因时空条件变动而改变。该元问题在民族研究领域可以表现为三种学术争端,即生成论与建构论之争、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而具体到中华民族的议题研究,也因此出现不同的理论命题与主张。其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遵循的逻辑路径是,地方民族从作为部分之“多”的历史事实出发,追求中华民族整体之“一”的未来理想,该命题之所以在过去数十年得以称道与践行,在于尊重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回应中华民族在民族研究领域面对的元问题。“一体多元”新命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现实与未来追求,倒转“多元一体”命题的逻辑路径与关系次序,二者构成有效的互补性关联。新命题对民族研究领域中的元问题有新的回应,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研究的再出发,有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明确的未来追求,不仅肯定“多元”的历史构成,还把百年追求的“一体”理想确认为既成事实,进而为“多元”的稳定夯实基础与保障条件。

    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逻辑理路及当代价值

    邵芳强
    2022, 48(3):  13-21. 
    摘要 ( 957 )   PDF (29332KB) (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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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以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思想前提,以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性本质的批判为核心,以共产主义生态文明的建构为旨归的科学理论体系。恩格斯从一般人类史的宏观视角和聚焦资本主义的微观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作为其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旨归。深入理解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逻辑理路,对我们克服当代生态危机,更好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教育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古宇飞
    2022, 48(3):  22-31. 
    摘要 ( 1012 )   PDF (31195KB)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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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回顾这一历史进程,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亦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通过党史学习教育鼓舞斗志、凝聚力量、启迪智慧。也正因于此,党的自身建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在百年党史学习教育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坚持党史学习教育永远在路上;二是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三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融于党史学习中;四是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提升学习教育实效性;五是注重发挥纪念活动的积极作用。这些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的蓬勃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成功经验

    周文翠
    2022, 48(3):  32-40. 
    摘要 ( 951 )   PDF (30708KB)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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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治理的突出特色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迁就是在党的引领和推动下展开的。这一过程以党政社关系的演变为扭结,历经党建国家、党改造整合社会、党领导社会管理、党领导社会治理四个阶段,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构筑了政治与社会前提,奠定了制度与物质基础,培育了多元治理主体,完善了治理体制机制,开启了社会治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自身发展带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其成功经验:一是以党的思想理论的守正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二是以党的组织机制与队伍优化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以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四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力。

    社会秩序的自然生态依据——基于云南阿卡人生死观的人类学考察

    赵旭东, 王美芬
    2022, 48(3):  41-49. 
    摘要 ( 958 )   PDF (29793KB) (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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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秩序、象征秩序和社会秩序构成了阿卡世界的秩序图景,其中象征秩序和社会秩序以自然秩序为依据,这与涂尔干及其追随者的观点迥然不同。在阿卡人的生死观中,以上秩序之间的关系得到集中呈现,当死者的生命轨迹与自然秩序相违背时,其葬礼形式、规格被“非常”对待。这种处理方式反过来规范着个体行为和社会秩序,并型塑了阿卡人对自然生态与文化的认识基础。社会秩序对自然秩序的服从,透视出阿卡人对人类地位的认识和态度,人类在此被置于与非人类力量对等的地位上,接受共同秩序的规范与约束。

    人类学的多田野:从传统村落到虚拟世界(下)

    徐新建
    2022, 48(3):  50-65. 
    摘要 ( 966 )   PDF (52107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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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的重要构件之一,在以往的专业表述中甚至常与人类学本身相等同。其中之意,每每指向乡野、海外,代表蛮夷、土著或“待开化”的野蛮人。受此影响,在中外学界的普遍认知中,“到远方”“去异地”便被视为人类学者的“通过仪式”与身份标签。如今,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冲击下,人类学田野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交映生辉的多元局面。从去时间的视角出发,不取单线进化之眼光,而将由古至今既有的田野类型视为开放并置的共时结构,可将目前涌现的演变趋势概括为“上山—下乡—进城—入网—反身”的五维体系,亦即迈入数智文明之后人类学的多田野。

    隋唐时期民族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王文光, 胡明
    2022, 48(3):  66-72. 
    摘要 ( 1338 )   PDF (24751KB) (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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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学术研究中,必须要有历史维度。隋唐时期是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了巨大发展,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同样在孕育中得到了发展。因为隋唐两朝开明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与民族政策,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隋朝君臣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提出了“混一戎夏”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唐太宗等皇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形成了“天下一家”“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思想,这些民族共同体思想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意义重大。

    2001年以来越南西原地区民族融合研究

    兰强
    2022, 48(3):  73-86. 
    摘要 ( 1138 )   PDF (46119KB)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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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月和20044月,越南西原地区发生有组织的暴乱,企图成立“德伽自治国”,把西原从越南分裂出去。越南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并以此为契机,多措并举,大力推进西原地区的民族融合。政治上,从顶层设计、政策制度、人才培养到干部任用等都向少数民族倾斜,注重发挥少数民族精英的作用,加强对福音教的管理。经济上,依托政府搞脱贫,依托市场谋发展。文化上,尊重、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文化融合。外交上,以越美关系改善为契机,减少域外势力的影响。从西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实践看,现阶段发挥作用最明显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潜在与现实:文化记忆视角下文化遗产传承与建构的三个特性

    王焯, 张继焦
    2022, 48(3):  87-95. 
    摘要 ( 997 )   PDF (29999KB) (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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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建构,如以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可通过物化表现、身体实践、政府力量三个维度对其进行特性解析。文化遗产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记忆,文字、图像、建筑等媒介,体现了文化记忆的成型性,具有存储、唤醒、回忆的功能;技艺、仪式、组织活动等身体实践体现了文化记忆的能动性,具有沟通、重构、认同的功能;体制机制、政策规划、鼓励培育等体现了文化记忆的约束性,具有规范、引导的功能。

    算法驱动下平台媒体监管范式的重构

    陈亮, 薛茜
    2022, 48(3):  96-108. 
    摘要 ( 1004 )   PDF (43919KB)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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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算法驱动为核心而形成的平台媒体具有“传播工具数字化”“内容产销自主化”“发展样态垄断化”等有别于传统媒体行业的新型特质,对公共媒体、平台用户及数字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脱胎于传统媒体的现行监管制度,在监管平台媒体方面存在监管思路与平台媒体角色定位失衡、传统媒体内容审查机制失效、传统反垄断执法“水土不服”等缺陷,由此,将算法监管嵌入到现行的平台媒体监管体系之中,从监管思路、监管对象、监管方式等方面重构平台媒体监管范式,是算法驱动下平台媒体监管的有效选择。

    近代中日茶叶市场国际竞争与日本的侵占

    宋时磊
    2022, 48(3):  109-116. 
    摘要 ( 969 )   PDF (26984KB)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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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日相继开埠通商后,茶叶是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商品,对外输出急剧扩大,成为换取外汇、支撑本土经济的重要途径。在绿茶重要销售地美国,两国展开了激烈竞争,可分为快速增长期、日本侵夺中国份额期、挤压下的中国衰颓期等三个时段。日本还将被割让的台湾殖民地作为茶叶生产基地,着手改良和改制,生产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红茶、乌龙茶和包种茶等。继而又借“九一八事变”契机,将东北变成日本茶、台湾茶的销场,利用关税提高、形象诋毁等手段,阻止南方茶叶向东北的输出,发起“东北向茶”运动,试图形成“日茶倒灌”的局面。不仅如此,在加拿大、俄罗斯等其他重要茶叶消费国,日本也展开了对中国茶的攻势,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

    南宋乡村社会“富民”阶层实态与社会关系研究

    李佳韩
    2022, 48(3):  117-126. 
    摘要 ( 991 )   PDF (32636KB) (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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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伴随政权始终,使得南宋政权不得不日益将地方财务聚集中央,导致地方官府行政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百姓赋税重于前代。唐宋以来崛起的财富力量“富民”阶层,历经北宋,到南宋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乡村社会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等重要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使南宋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富民”阶层在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中不断加深着与国家、与小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推动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更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协调稳定,为维持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奠定了基础。同时,“富民”阶层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引领者,而且促成了吏强官弱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与教化的主要力量,使南宋社会呈现出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形成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雏形。

    民夷安帖:清代云南社仓及其边疆治理意义

    祁志浩
    2022, 48(3):  127-139. 
    摘要 ( 1021 )   PDF (42627KB)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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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仓是清代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外化的典型表征。获益于“大一统”所构造的国家治理模式,云南自雍正二年(1724年)起与全国大多数直省一道,开始建制化推行普及社仓。在清王朝兴建社仓的总体考量下,云南经杨名时社仓定制、陈宏谋社仓改革等系列举措,最终以“常平官庄谷拨借社本”的方式形成“官资型”社仓。清前期云南社仓获得较大发展,嘉庆以后趋于败落。作为国家力量在民生保障领域的代表,清代云南社仓适应土俗民情、依靠里甲组织、借助土官头人,逐渐嵌入边疆深处,进村到寨,甚至抵达边境。清代云南社仓在与“倮夷穷民”的日常合作中,达成信任关系,缔造认同意识,其实际已默化为边疆治理的有效工具。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刍论

    李富强, 李昆声
    2022, 48(3):  140-145. 
    摘要 ( 950 )   PDF (21325KB)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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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跨国多民族共享的区域文化,其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综合性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应该与时俱进,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亦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和需要,有助于突破和超越该研究领域西方视角的局限性。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不仅必要和重要,而且可行,因为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的主体自古至今在中国,中国已掌握了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研究的主导权,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铜鼓学不是要自我封闭,建立一个自说自话的体系,孤芳自赏,而是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摒弃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桎梏,因而,要坚持国际视野、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原则要求。

    论抒情诗的历史空间呈现

    谭君强
    2022, 48(3):  154-161. 
    摘要 ( 955 )   PDF (26225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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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抒情诗中,由情感抒发产生的叙事交流主要不是以线性叙事的方式,而是以空间叙事的方式进行。抒情诗的空间叙事,表现为空间意象叙事,这种意象叙事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历史空间呈现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不同于历史叙事,抒情诗的历史空间呈现作为一种文学叙事,是感性的、形象的、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充满个性的叙事。它使诗歌从个人走向更为广大的空间,将个人的情感与带有历史意味的时代的、社会的、大众的情感融合起来,并将个人的情感上升为一种更具普遍性与一般性、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的情感,从而,唤起世世代代更多人的共鸣。

    “白话”“口语”与现代诗的叙述学

    孙基林
    2022, 48(3):  162-172. 
    摘要 ( 945 )   PDF (36737KB)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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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诗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而“白话”作为新诗赖以存在的语体,它是在当时人们日常口语的基础上,经过传统白话语言和欧化语体等多重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形式。尽管白话诗中的“白话”不等于口语,但它与口语的关系最为密切。“白话”本质上就是一种叙述语言,所以,白话诗具有赖以存在的叙述基因和要素。虽然白话、口语一直是百年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焦点话题之一,并且以不同面目反复出现,但真正能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相提并论的,也只有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口语写作思潮。无论“前口语”还是“后口语”,实质上都是一种叙述语体,并且以此前后呼应、影响,从而形成了大面积的诗歌叙述风气和思潮。如从历史过程看,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叙述诗,还是新时期启蒙年代的口语叙述性写作,均为中国现代诗的叙述学提供了典型文本和叙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