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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第43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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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遭遇石头：民俗旅游村的纯然物、 使用物与消费符号

马翀炜

2017, 43(5):  1-10. 

摘要 ( 1228 )   PDF (581KB) ( 5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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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异地的石头是哈尼族民俗旅游村箐口村遭遇发展的一个表现形式。 在当地村民的记忆中， 从建寨时就存在的石头是建构村寨社会文化空间的见证， 这些石头因为在时间上具有始源意义而具有神圣性。 用于建造家屋以及引导丢失的魂魄回归村寨的“阿南南” 的石头， 因为与建构圣洁的家屋空间和村寨空间相关联， 而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 在村民的世界中， 村寨不仅是实体性的而且也是观念性的存在。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用异地出产的石头来装饰打造民俗旅游村， 从实质上讲是用美学清场的区隔办法来规制旅游。 忽视村寨空间原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消费文化空间建构， 就是一种文化僭越。 对物的解读及对其分类的追问， 是针对映射了人—人关系的人—物关系的文化阐释。 物不仅是客观对象， 而且还是在人与物发生的关系中使整个世界 “站出” 的方式。

多重宇宙论并接的交互主体性阐释——兼论 “做” 民族志

谭同学

2017, 43(5):  11-19. 

摘要 ( 1325 )   PDF (551KB) ( 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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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法曾被用以应对科学民族志方法论危机。 它取得了部分成功， 但也给激进后现代主义留下了认识论上解构的后门， 使民族志变为 “写” 文化甚至走向不可知论。完善它， 须明确人类学家与田野对象为交互主体， 语言为介质， 其本体则是并接的多重宇宙论。 当代人类学 “本体论转向” 强调多重宇宙论比较， 但不能武断 “异文合并” 以求纯化。 阐释实为同一世界多元文化主体的话语权实践， 仅从认识论上强调 “裸呈” 田野对象叙事或不同主体视角， 并不能消除权力不对等。 在此意义上， 民族志并非 “写” 而是 “做” 出来的， “做” 得好坏， 不仅与不同主体的认识角度、 水平有关， 更与阐释的权力实践有关。

水资源、 水政治与水知识：当代国外人类学江河流域研究的三个面向

李 菲

2017, 43(5):  20-30. 

摘要 ( 1543 )   PDF (628KB) ( 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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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江河流域资源竞争与协作， 不仅是区域权力博弈的政治议题， 也是一种在更大背景下与江河文明的悠久历史、 区域生态的人地关系， 同时还与特定共同体关于水的地方性知识和社会实践有着密切关联。 对国外相关研究个案进行人类学视域梳理， 可勾勒出由 “江河” 到 “流域” 的理论范式转换， 以及 “水资源” “水政治”与 “水知识” 的三大研究面向； 厘清 “人类中心主义” 与 “去人类中心主义” 的立场分野， 亦有助于反思人类涉水行为背后的文化语境、 社会情感与历史动因， 以应对流域资源冲突的全球性挑战。

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清初西南边疆多元关系之一角

罗 布

2017, 43(5):  31-39. 

摘要 ( 2036 )   PDF (633KB) ( 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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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三桂入滇署理云贵军政事务之际， 蒙藏联合势力的触角也伸向滇西北藏区， 双方关系微妙。 吴三桂出于战略考虑， 对罕都所代表的蒙藏势力入滇采取认可态度，并主动与西藏达赖喇嘛结纳关系， 书信礼物往来。 罕都叛教问题的发生及其处理， 暴露了蒙藏联合政权内部已经出现裂痕， 必须予以妥善解决。 吴三桂反清叛乱以及康熙皇帝要求五世达赖喇嘛派蒙藏军队协助剿吴， 使西南地区多种势力之间及它们与清朝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 微妙。 在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 （格鲁派寺院集团）、 蒙与藏、 吴三桂与清廷、蒙藏联合政权与清廷等多重力量关系的博弈中， 清朝的力量及其权威逐步得以在青藏高原地区稳固确立。

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内源性动力研究——以迪庆藏民族发展演变为分析视角

李志农， 顿 云

2017, 43(5):  40-47. 

摘要 ( 1271 )   PDF (542KB) ( 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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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云南藏区共时性研究中缺乏一种历史纬度的思考， 云南藏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及其文化特征说明， 一个民族内部在族群演变进程中嵌入交融、 多元汇聚的内部关系结构， 就能实现交融、 开放和多民族文化的共享。 这些构性因素的基础性、 限定性作用， 是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内源性动力， 实现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的相互聚合并一致作用， 能够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持续稳定。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性差别待遇研究——兼从反向歧视的视角分析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

2017, 43(5):  48-58. 

摘要 ( 1989 )   PDF (617KB) ( 4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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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施优惠性差别待遇着实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提升， 但也还存在一些需要不断调适和完善的方面， 尤其是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引发的 “违宪” 与 “合宪”之争， 是直指 “反向歧视” 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 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性差别待遇不仅蕴涵着党和国家对族际发展结果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 而且还包含着民族教育平等、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和民族地区专门人才供给的现实考虑。 它不会也并有导致对汉族考生的 “反向歧视”。 不过， 鉴于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性差别待遇也容易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外溢效应， 当前为了更好实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性差别待遇， 需要用差别化思维再审视这一政策， 完善法制保障少数民族教育权， 强化加分的分类指导与审查监督， 在学校教育中注重传承民族文化和以差别化区域政策提升民族地区发展来夯实民族教育发展基础。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 国家建设与族群政治

段 颖

2017, 43(5):  59-67. 

摘要 ( 1898 )   PDF (560KB) ( 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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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素以多元族群文化共存著称， 而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之发展却因殖民历史、 民族国家、 族群性民族主义、 族群关系、 现代化、 社会发展等内外因素而显得动态复杂。 不同族群对于国家社会的理解、 认知与实践也使得族群政治贯穿于马来西亚国家建设进程始终， 并成为国家政治与公共生活中敏感却又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 马来人、 华人及原著民在马来西亚国家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境遇及其应对策略， 由此影射的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 族群政治与族群权益， 成为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在马来西亚的实践的重要依据。

“亨廷顿之忧” 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

周 平

2017, 43(5):  68-79. 

摘要 ( 1245 )   PDF (605KB) ( 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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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在其最后著作 《我们是谁？》 中， 看到苏联解体、 英国 “有了分崩离析之势” 时， 不禁为美国是否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而深深地忧虑。 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 “亨廷顿之忧”， 抓住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的要害———民族国家合法性根本上来自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进而对民族国家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为保障民族认同国家而构建的制度机制之所以会引出国家认同问题， 甚至导致国家认同危机， 是因为民族国家在发展中遇到了 “多族化” 问题。 正是这样的 “多族化” 现象， 侵蚀了曾经屡试不爽的那些实现和保障国家认同的制度机制， 成为了国家认同危机的温床。苏联从建立到解体的过程， 完整地演绎了 “多族化” 引起国家认同问题， 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的逻辑， 从而触发了 “亨廷顿之忧”。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也无法置身事外， 只有把巩固国家认同的内容纳入到民族政策的政治标的， 并以此来对相关政策进行校准和重塑， 方能规避 “亨廷顿之忧”。

民族问题的现代治理： 概念与特征

高永久， 郝 龙

2017, 43(5):  80-87. 

摘要 ( 1266 )   PDF (496KB) ( 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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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子系统， 在共享社会治理基本内核的同时， 其治理范围被明确限定在民族事务领域。 与此同时， 民族社会运行与民族问题的自有逻辑与特点， 又使得民族问题治理有着不同于一般社会治理的若干独特属性。 因此， 需要在明确民族问题治理基本概念的同时， 应从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出发， 探讨民族问题治理的独特性， 通过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以求明确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基本属性。

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与交往异化：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

臧峰宇

2017, 43(5):  88-94. 

摘要 ( 1198 )   PDF (477KB) ( 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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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 《巴黎笔记》 中摘录了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中关于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的论述并作评注， 深入阐述了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及交往异化， 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思路的批判。 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穆勒基于最大幸福原则的研究， 同时以处于生成途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运思确认超越异化的人性复归之路， 从而彰显其政治哲学的价值底蕴。 马克思开启了研究异化问题的新视域， 力图摆脱交往异化与资本逻辑的束缚， 使劳动者走上为承认而斗争的自我实现之路。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儿童正义问题

亓 光

2017, 43(5):  95-102. 

摘要 ( 1160 )   PDF (512KB) ( 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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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由于其特殊道德地位———儿童—成人的差异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儿童正义既是社会正义的具体类型， 又不同其他具体的社会正义类型。 在儿童—成人的差异性的具体表象中， 能力匮乏是其得以居于儿童正义问题核心的决定因素。 在道德哲学谱系中， 能力进路致力于解决此种匮乏而成为正义理论的重要流派， 但一般性的能力进路难以解决儿童的能力匮乏问题， 必须在扬弃能力进路的正义观的基础上， 揭示儿童正义的实质———特殊的能力养成。 为此， 特殊的能力清单应让步于能力的特殊性， 以客观位置性为角度， 从儿童主体的维度、 社会正义的维度、 能力养成的维度来揭示和解释儿童正义所需的特殊能力的选择标准。

另类的 “小皇帝”：福利院儿童的零食消费和抚育政治

钱霖亮

2017, 43(5):  103-113. 

摘要 ( 1386 )   PDF (651KB) ( 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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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院中孤儿们的零食消费是一个不太受人关注的行为。 利用民族志的方式， 将零食消费作为深入描述当前中国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 永江福利院孤儿们日常生活和经历的手段， 展示代表国家的福利院官方机构、 保育人员和慈善人士在孤儿养育问题上的互动， 也表现出孩子们自身透过食品消费展示出来的能动性。 福利院类似独生子女“小皇帝” 的物质生活状态和习性， 会受到抚育政治的微观影响， 在机构养育的儿童身上也会表现出来。 进一步省思国家政策、 市场化和社会变迁在不同类型儿童身上留下的文化烙印， 实现与当前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儿童研究进行对话。

理性选择、 历史范畴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综合建构

黄 淳， 易定红

2017, 43(5):  114-122. 

摘要 ( 1353 )   PDF (474KB) ( 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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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理论问题， 更需要把这一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作为理论问题。 为此， 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把历史范畴而不是把理性选择作为首要的理论对象， 建构能够分析中国的现代文明体系、 思想体系、 文化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辩证方法。 这就要求我们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 识别不同经济学理论对现代文明理性内涵的不同认识，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综合不同经济学理论对人自然属性经验实证的分析方法、 对人社会属性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 以及对人精神属性的历史分析方法， 分析中国民众对主客体关系认识与实践的创造性， 使得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能够把握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逻辑。

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全球化发展与演变

王守义

2017, 43(5):  123-128. 

摘要 ( 1132 )   PDF (433KB) ( 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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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注重对全球化的研究。 当前， 中国影响力提升是推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全球化发展与演变的重要力量， 这可以回应该理论面临的如何发现全球化新特征， 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理论体系建构中这一问题。 其中， 以劳资关系作为建构理论的逻辑起点， 着重分析利润率指标的影响、 突出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解释， 并提出包含丰富中国因素和影响力的解决方案， 是未来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解决理论发展难题， 增强理论适用性的关键所在。

论明代前期白银的 “双轨” 流通及其内涵

邱永志

2017, 43(5):  129-139. 

摘要 ( 1270 )   PDF (673KB) ( 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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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并不熟知明代前期白银的流通状况， 实际上可将其归纳为一种因政策阻隔的 “双轨” 流通状态： 在制度层面的 “公领域”， 政府在极力维持并重申 “禁银” 政策的同时， 在宝钞兑换、 赋役课税等诸多领域单向折收白银， 赏赐、 采办等也不乏行用白银。 在民间社会的 “私领域”， 白银在不少经济发达之地， 首先呈现为一种基准计价手段， 其后随着宝钞的急速贬值、 实物型经济体制的推进等， 又与黄金、 布帛、 米麦等构成了多种通货并存的混杂流通状态， 屡禁难止。 综合言之， 明代前期白银的 “双轨” 性流通虽显得广泛， 但内涵却极为有限： 在 “公领域”， 它仅是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下诸多折色物中的一种， 与布帛、 丝绢、 米麦、 黄金等实物区别不大； 在私领域， 它也仅是多元通货中的一种， 属于并非先进的民间实物货币范畴。 无论是对于财政体制还是民间经济而言， 白银的流通状况折射出明前期浓厚的实物主义特征。

清代、 民 国 云 南 买 卖 契 约 中 “ 第 三 方 群 体 ”研究

杨志芳

2017, 43(5):  140-146. 

摘要 ( 1254 )   PDF (509KB) ( 4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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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人为代表的契约 “第三方群体”， 是中华法系契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清代、 民国云南财产买卖活动中的重要法律现象。 其广泛存在于清代、 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 发挥居中说合、 促成交易、 见证立约、 担保债务履行和解决纠纷等作用。 这些功能的生成， 与当时云南血缘与地缘结合的宗族共同体社会结构、 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本土文化传统， 以及习惯法主导契约法领域的法制传统密不可分。 这一群体的作用机理对当代契约制度具有借鉴价值， 今天我们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中， 应培育 “第三方群体”的当代意义替代者， 紧扣中国本土实际构建当代契约的 “第三方群体” 制度。

论造型艺术中 “看不见” 的部分

王 新

2017, 43(5):  147-154. 

摘要 ( 1430 )   PDF (606KB) ( 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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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艺术自然是视看的艺术， 但其精义往往结穴在那些 “看不见” 的部分，自形式而言， 造型艺术中有触觉感的线条， 画 “转过去” 的体量， 计白当黑的负空间，画面中的隐含结构与 “势” “力”， 从最微小的笔触、 到中观的结构、 再到宏观的风格“相反而能相成” 的融合 “分寸”， 都是 “看不见” 的部分。 从内容而言， 作品背后往往隐含着 “时代精神” 和艺术家 “潜意识”； “时代精神”， 尤其是时代意识形态， 会深入积淀到艺术家的 “潜意识”， 对其进行内在规束与说服， 形成艺术作品中本应该说出来、却没有说出来的一些 “裂隙” 与 “空白”， 自然就成了 “看不见” 的部分； 落实而言，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圈子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凝结在作品中的某些 “社会关系”， 也成为 “看不见” 的部分。 由此可知， 艺术学迄今有一条尚未言明的重要原理： 中外造型艺术经典中 “看不见” 的部分， 往往决定了 “看得见” 的部分。 在今天这个机械图像横行的 “视觉中心主义时代”， 我们重新思考和品味经典艺术中 “看不见” 的部分， 对艺术学界之专业探究， 以及整个社会视觉教养之提升， 皆有饶深意义。

身 “体” 与意 “识”： 中西方绘画的写实方式

刘连杰

2017, 43(5):  155-161. 

摘要 ( 1670 )   PDF (494KB) ( 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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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以来， 在物质救国的紧迫形势下， 理论界逐渐形成了 “西画写实，中国画写意” 的误判， 遮蔽了中国画的写实成分， 尤其是中国画的写实方式。 实际上，写实是中西方绘画的共同追求， 但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它们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写实方式。 西方绘画注重理性主义传统， 强调理性对视觉经验的整理， 试图对视觉经验进行 “科学”地表现， 重在意 “识” 之实。 而中国画注重 “根身性”， 认为视觉经验是身体经验的一部分， 强调将视觉经验放入整体的身体经验中来表现， 重在身 “体” 之实。 从这一角度来讲， 中国画对视觉经验的处理无疑要更加全面， 更加合理。

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嵌入式” 传承与精品化发展——以云南过桥米线为例

程小敏， 于干千

2017, 43(5):  162-172. 

摘要 ( 1475 )   PDF (642KB) ( 7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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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中， 基于参与主体的理解和诉求， 人们对饮食文化进行着多维解读， 其中 “遗产化” 成为饮食文化应对全球化挑战最聚焦的一种解读。 过桥米线作为在传承农耕文明、 体现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 承载族群集体记忆方面具有独特意义的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面对 “遗产化” 的多目标博弈和现代化的转型， 其在日常生活、 经济生活、 精神世界以及民族交融中的生发状态， 不仅以味觉记忆和文化认同强化了饮食文化 “嵌入” 式传承的内在规律， 而且面对 “地方性” 与 “真实性” 的难题， 提出了饮食文化在当下传承发展的创新要求。 因此， 以实现传统饮食文化多元价值创造性转化为目标的精品化思路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创意化重构和体验化提升， 成为精品化思路下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