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阐释法曾被用以应对科学民族志方法论危机。 它取得了部分成功， 但也给激进后现代主义留下了认识论上解构的后门， 使民族志变为 “写” 文化甚至走向不可知论。完善它， 须明确人类学家与田野对象为交互主体， 语言为介质， 其本体则是并接的多重宇宙论。 当代人类学 “本体论转向” 强调多重宇宙论比较， 但不能武断 “异文合并” 以求纯化。 阐释实为同一世界多元文化主体的话语权实践， 仅从认识论上强调 “裸呈” 田野对象叙事或不同主体视角， 并不能消除权力不对等。 在此意义上， 民族志并非 “写” 而是 “做” 出来的， “做” 得好坏， 不仅与不同主体的认识角度、 水平有关， 更与阐释的权力实践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