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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第43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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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 “何为中国” ？——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

葛兆光

2017, 43(6):  1-8. 

摘要 ( 2610 )   PDF (498KB) ( 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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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中国” 这一话题， 在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成为焦点， 分别是北宋、 ２０ 世纪上半叶以及当下。 不过， 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关注 “何为中国” 这一话题， 但聚焦点却稍有差异。 北宋关注汉族中国文化的正统性； ２０ 世纪上半叶关注国家、 族群与疆域的统一性； 当下则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内外与认同。 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家、疆域和族群， 应当承认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不断变化。 现代中国国家、 族群与疆域的形成，应当看成是一个曲折、 复杂和漫长的历史过程。 说明这一点， 不仅可以回应中国历史学界、 中国政治领域和国际学术界的一些问题， 也可以提醒我们， 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转型中， 中国还面临相当多的问题。 一个兼有有限国家形态和天下帝国历史的现代中国， 面对棘手的内、 外问题如何处理？ 这既需要史学家寻找问题来源， 更需要政治家具有理性和智慧。

从 “文化自觉” 到 “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转向

张继焦

2017, 43(6):  9-16. 

摘要 ( 2785 )   PDF (533KB) ( 8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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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年费孝通先生提出 “文化自觉” 理念， 转眼之间 ２０ 年过去了， 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小康的大国， 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２０１２ 年党的 “十八大” 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 “文化自信”。 这是国家强大的体现。 从 “文化自觉” 到 “文化自信”， 不仅是人们认识和行动不断深化的过程， 而且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转折。 现如今，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光有 “文化自觉” 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既要有 “文化自觉”， 更要有 “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 是“文化自信” 的基础， “文化自信” 是 “文化自觉” 的更高要求， 拥有 “文化自信” 才能讲好中国文化 “从哪里来”、 才能讲好中国文化 “去向何方”。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世界， 只有做到 “文化自信”， 才能在世界不同文化的对比和互动中获得增强中国文化转型的动力和文化创新的能力， 最终实现我们共同的文化思想。

林耀华汉彝社会研究中的联锁体系理论和亲属观中的知识型

杜 靖

2017, 43(6):  17-28. 

摘要 ( 2523 )   PDF (682KB) ( 8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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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就国际亲属制度研究而言， 还是就百年国内世系学来说， 林耀华的联锁体系理论都是一个性格鲜明的理论解说模式。 在汉彝多边亲属体系研究中， 传统的九族学说成为林氏汉人亲属系统研究的知识型， 而汉人亲属研究的观念和经验， 又成为其彝人亲属制度研究的知识型。 当然， 国际亲属制度研究套路同样成为他认知彝汉亲属制度的知识型。 国际的和本土的两种知识型， 在其汉彝研究中处于相互陈述状态。 ２０ 世纪前半期，在激烈否定传统宗法宗族制度背景下， 林耀华看到了汉人家族宗族制度和彝人的家支制度对于地方人民生存的意义， 选择了与时代主流的批判性立场相反的立场。 林耀华的研究作为一种行为， 是本土文化遭遇西方文化时， 传统知识型的发声与陈述。

夜郎及夜郎的分布与迁徙新考——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

李晓斌， 马贤余

2017, 43(6):  29-35. 

摘要 ( 2138 )   PDF (522KB) ( 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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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到秦汉时期， 夜郎作为一个民族群体，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当中应该有三层含义， 即人名、 “国名”、 族名； 对于夜郎的分布区， 应该要有核心政治中心分布区和民族分布区的区分； 从秦汉时期就有夜郎迁徙到东南亚的历史记载来看， 现代中国西南壮侗语族的民族和东南亚以百越系统民族发展而来的民族有亲缘关系， 这种亲缘关系对于今天中国 “一带一路” 建设就有了厚重的历史支持， 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源。

直村彝族祭祀仪式的社会基础与文化阐释

和少英， 罗明军

2017, 43(6):  36-42. 

摘要 ( 2386 )   PDF (511KB) ( 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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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村彝族祭祀仪式以多元信仰为基础， 以人神交换为祭祀逻辑， 以神鬼各司其职为祭祀目的。 祭祀仪式的社会基础主要体现在通过信仰建立人与自然的平衡、 确立人的生存策略和建构社会组织。 祭祀仪式的文化阐释主要是仪式背后隐藏的符号、 象征和隐喻。 社会基础是祭祀仪式产生的根源， 是文化表达的载体。 文化阐释则深化了社会基础存在的合法性。 考量祭祀仪式的社会基础与文化阐释， 能够呈现祭祀仪式的全貌， 折射人们生存的社会规则和文化内涵。

工作圈的旅游礼物馈赠： 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白 凯， 黄琦珂

2017, 43(6):  43-50. 

摘要 ( 2138 )   PDF (560KB) ( 9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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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 其中， 旅游礼物馈赠已成为现代人际关系网络建构与维系的重要手段。 经由中国传统观念的浸染， 特别是人情 （情感的串联）、面子 （主体意识的维护）、 关系 （互动的延续）、 礼 （道德的约束） 等观念的影响， 旅游礼物馈赠行为现已衍生出了符号性意义传达、 社会关系再生产等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特质。 而旅游礼物馈赠行为则反映了以价值呈现为指导的功能性意义、 以情感承载为核心的感受性意义及以满足自我需要为主体的象征性意义。 此中， 象征性意义是工作圈中旅游礼物馈赠者的首要考量，这为旅游者的馈赠决策， 以及旅游企业的产品设计与推广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照。

“共构” 的 “他者” ：西方媒体对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的话语表征

刘 敏

2017, 43(6):  51-59. 

摘要 ( 1747 )   PDF (595KB) ( 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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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报道方面， 西方媒体通过缺省报道背景、 主题脸谱化、 突出负面形象、 图文高度概括化、 报道对象缺失、 标题污名化、 标签化隐喻、 惯常话题设定等， 形成对中国游客 “他者化” 的话语表征。 西方媒体报道相关事件时均着意突出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话语权力， 而弱化 “中国游客” 和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声音， 作为被叙述主体的不文明游客呈现失语状态。 同时， 西方媒体新闻报道的信息源大部分来自中国媒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西方媒体语境下的中国游客是中西媒体 “共构” 而成的“他者” 形象。

宋元变革论笔谈

2017, 43(6):  60-76. 

摘要 ( 2384 )   PDF (864KB) ( 6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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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

方盛举

2017, 43(6):  77-85. 

摘要 ( 2183 )   PDF (503KB) ( 6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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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边疆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并获得很好效果的价值观念、 精神品格、 行为规范、 目标使命、 理想愿景等文化资源， 是极其宝贵而重要的边疆治理资源。 以这些文化资源为原材料， 以当代边疆治理的现实需要为导向， 系统地凝练、 重塑具有现代性、 卓越性的边疆治理文化， 并建立有效的边疆治理文化传播体系， 将可以发挥其独特的治边、 戍边功能， 形成我国边疆治理实践中的文化型治理方式。

中华民族： 现代中国的国家形式

刘永刚

2017, 43(6):  86-93. 

摘要 ( 2133 )   PDF (494KB) ( 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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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从概念的提出到政治实体民族的建构， 其行动逻辑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 中华民族的中国国家属性， 决定了中华民族是现代中国的国家形式。 中华民族的国民特征、 中华民族与 “５６ 个民族”、 中华民族内各族人民及其关系， 所有这些在彰显中华民族国家形式的同时， 也呈现了中华民族国家形式不足的状况。 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实现， 要求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形式。 这需要立足国家的政治发展， 推动国家治理理论的完善与创新， 投资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积累， 并以制度建设为引导， 构设完备的中华民族国族机制。

责任政治的伦理基础：早期西方责任政治观念分析

张贤明， 张力伟

2017, 43(6):  94-100. 

摘要 ( 1999 )   PDF (469KB) ( 6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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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不仅是道德主张， 也是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 从政治的角度探讨责任，不仅可以加深对责任的理解， 也会为实现责任政治提供理论资源。 以古希腊、 古罗马的政治思想为分析对象， 可以梳理和把握早期责任政治观念的基本特征与表现： 柏拉图集中关注公民的职责与理想城邦的建构、 亚里士多德关注城邦善业的实现方式， 西塞罗则强调从责任生活到责任政治的逻辑。 总体来说，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责任政治以伦理为主线，以公民对城邦的责任为核心， 并逐渐拓展出公民责任、 国家责任等不同类型责任的雏形。通过伦理达到良善的公共生活是早期西方责任政治观念的核心要旨， 这一观念奠定了责任政治的道德基础。

自治主体、 互信机制与对话方式： 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

李 静

2017, 43(6):  101-107. 

摘要 ( 1762 )   PDF (513KB) ( 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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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业已进入合作社会阶段， 为适应这一新的社会形态， 治理逻辑亟待嬗变， 而合作治理则成为最佳选择。 合作治理建基于完全自治的主体存在， 需要对主体进行自治化的社会建构， 并使其占据治理的话语权， 同时， 要在自治主体间营造充分的信任关系， 推动信任关系从习俗型信任到契约型信任， 最终实现合作型信任的类型嬗变。 最后， 在自治主体有效对话的基础上， 合作社会的治理逻辑将以 “从参与到协作、 从协作到对话、 从对话到合作” 的方式予以呈现。

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扩散的内在张力与优化策略

李少惠， 崔吉磊

2017, 43(6):  108-116. 

摘要 ( 2385 )   PDF (535KB) ( 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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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扩散是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 已有研究多聚焦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及结果， 而对政策引入之后的具体过程关注不够。 政策采纳之后进入实施过程是政策扩散的重要阶段， 并对其扩散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 当前， 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扩散过程呈现出实践层面的推进和创新、 制度层面的设计和拓展、 理念层面的构建和传播，三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促进， 又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由此形成的张力， 弱化了政策扩散的持续性和绩效。 要解决这一问题， 需在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扩散过程中强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动力， 制定统一有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制度， 引导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发挥建设性作用。

协同共治型参与模式：妇联组织参与政策制定的行动研究

杨 柯

2017, 43(6):  117-124. 

摘要 ( 1911 )   PDF (477KB) ( 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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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组织积极推进性别平等， 并将其纳入政策领域之中， 体现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协同共治的格局。 从政策网络视角对妇联组织的政策参与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妇联组织具备的政治资源、 组织资源、 技术资源、 经济资源等构成了参与策略的资源基础， 能够有效运用多重游说、 议题包装、 意识提升、 社会动员等策略组合。 这种政策参与的模式可称为协同共治型参与模式， 即： 妇联组织引导并主推相关政策制定， 党委系统、人大系统、 政府系统、 政协系统等多元主体协同配合， 从而实现妇联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共治。 该参与模式体现了行为的协同性、 参与的广泛性、 信息的对称性与沟通的便捷性等特征， 揭示出政策网络中复杂的网络联系和微妙的互动机制， 并从微观行动层面透视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化。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简新华

2017, 43(6):  125-125. 

摘要 ( 2033 )   PDF (185KB) ( 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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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 与 “提质” ：特大城市人口控制的路径选择

黄 锟

2017, 43(6):  126-130. 

摘要 ( 1687 )   PDF (408KB) ( 5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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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集聚经济与拥堵成本共同决定了最优城市规模， 但学术界对于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仍存在较大争论。 当前， 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困难重重。 由于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巨大的非户籍福利差距， 以及特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和外围区域巨大的公共资源差距， 在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形成了坚不可摧的 “堰塞湖”， 阻挡了人口在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自由流动。 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绝不能局限于该特大城市本身， 而必须立足于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体系， 既 “瘦身”， 又 “提质”， 双管齐下， 才能收到成效。

新二元结构下我国财政分权与新型城镇化

陈 瑛

2017, 43(6):  131-139. 

摘要 ( 2049 )   PDF (528KB) ( 6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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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农村流动人口户籍身份转化滞后衍生的新二元结构， 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化为经济性、 非经济性户籍类及非经济性非户籍类。 而中国式分权下的财政竞争以设置户籍门槛为工具， 在晋升激励与财力约束下的地方政府， 偏向于效率最大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导致经济类公共服务的空间非均衡性、 非经济户籍类公共服务的分割性和非经济非户籍类公共服务的低水平均衡。 以财政分权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配置、 融资及分配功能实现为切入点，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将基本公共服务扩大到城镇非户籍人口， 需要将以人为核心作为财政分权调整的基调， 以支出责任与收支结构偏向于服务于人的支出为原则， 形成有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财政制度环境。

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权利安排与路径设计

马佳丽， 蔡翼飞

2017, 43(6):  140-145. 

摘要 ( 1746 )   PDF (457KB) ( 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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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其基本目标是要实现土地收益分配公平与土地配置效率兼顾。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 二者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 前者来自欧洲大陆法系， 后者来自英美普通法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国的土地制度框架是在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欧洲大陆法系的原则。 但大陆法系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在于产权设置过于单一， 难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导致我国过去很长时间中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比较低。 而源于英美法系的西方产权思想倡导土地产权私有化和明晰化， 虽能实现土地的高效配置， 却无法解决土地集中和收益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 也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制度和国情。 因此， 未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出路在于， 走土地所有权公有和土地产权明晰相融合的道路。 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国家－集体两级土地所有制， 以及建立现代化的新型农村土地合作社。 前者是保障土地收益公平分配的制度基础， 后者则是沟通土地公有和产权明晰的桥梁与组织基础。

自我控制与服从统治——论柏拉图 《理想国》 中的节制

刘玉鹏

2017, 43(6):  146-153. 

摘要 ( 3067 )   PDF (523KB) ( 7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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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在柏拉图德性论乃至其全部哲学中都非常重要， 但这个问题至今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柏拉图 《理想国》 中节制的重要功能在于导向美好的秩序。 节制主要是通过其中 “自我控制” 和 “服从统治” 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使个人灵魂、 城邦达到和谐。 柏拉图在其众多对话中都讨论过节制之德， 而 《理想国》 中的节制学说则是其中最著名、 最系统的总结， 它主要包括护卫者的节制、 “四主德” 体系中的节制和哲学家的节制等方面。 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在 “政治哲学与美好生活” 的框架内展开的。 柏拉图的节制学说对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仍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融美于心灵——现代性危机中的自我救赎维度

岳 凤

2017, 43(6):  154-159. 

摘要 ( 2248 )   PDF (467KB) ( 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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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是近现代理论家关注的焦点。 从马克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法国左翼思想家朗西埃， 尽管他们批判的路径和理路不同， 但都具有总体性、 社会性、 历史性维度。 基于现代社会危机的深层化， 从更个体的、 个人的、 现实的维度来说， 如何在现代性的焦虑、 失衡和绝望中获得自我救赎， 成为感性的人、 本质的人， 成为自己而不再是外物及异化的附属品， 向个体的、 内在的心灵去追寻， 以心灵的美、 和谐，澄明对抗现代性， 审美化地生存于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 将是一种内在的选择与出路， 也是现代社会中， 人的新的自我救赎之路。

“一带一路” 视阈下的战略对接研究——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为例

卢光盛， 段 涛

2017, 43(6):  160-168. 

摘要 ( 2175 )   PDF (558KB) ( 7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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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对接” 在 “一带一路” 倡议有关官方文件、 领导人讲话和媒体报道中普遍使用， 并已逐步成为区域合作的共识和目标。 但是， 学术界还没有关于 “对接”的理论阐释和概念化建构。 因此以 “对接” 理论化为视角， 分析并提出 “对接” 概念，成为当下研究之必要。 “对接概念” 指的是国家主权管辖权以外的区域合作领域， 国家间通过主动磨合和调适， 共商共建共享形成互利和稳定状态的 “高阶” 合作。 此外， “对接” 理论框架亦可运用于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建设研究， 提出具体法人对策建议， 以期 “一带一路” 倡议在中南半岛区域实现对接并率先取得示范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