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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第43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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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中国应加强对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因素的研究

马 戎

2017, 43(4):  1-9. 

摘要 ( 1422 )   PDF (542KB) ( 6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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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国民族关系的跨国横向比较研究， 需要选择几个可供比较的参考系。在世界各多族群大国当中， 重要邻国俄国与我国分享几个重要的共同特征， 可以作为我国民族研究最重要的参考系。 苏联解体后， 西方学者、 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学者都对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学者今后如何开展苏联 ／ 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国家建设与民族生态新理念

纳日碧力戈

2017, 43(4):  10-14. 

摘要 ( 1157 )   PDF (471KB) ( 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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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要处理好“ 一和多” 的难题： 国家一体是中国的发展现状， 民族多元是历史上形成的既定格局， 原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的西方民族主义理念， 在传入中国后经过本土化处理， 已经发生很大变通。要超越民族主义的本能冲动， 重塑“无知之幕” 的原初激情。人类学善于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 推出诸如“颗粒式” 的不同分类， 对于我们构建有关国情和民族的新隐喻， 建设光光交彻的文化创新格局， 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中国的国家建设不能走同文同种的同化道路， 不能走一族一国的冲突之路， 只能走多族共生、互守尊严的生态新路。

“文明”“历史遗产” 和“士绅化” 的人类学批判 — —以赫兹菲尔德的田野民族志实践为例

潘天舒

2017, 43(4):  15-22. 

摘要 ( 1322 )   PDF (555KB) ( 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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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人类学系资深教授赫兹菲尔德在西方文明腹地进行了长达４０ 多年的田野探索实践， 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以“ 文明” “ 遗产” 和“ 士绅化” 为检视对象进行探究和反思的手段和方法， 同时为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语境中进行具有前瞻性、公共性和植根性的都市民族志创作， 修正旧有的文化观， 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 文明” 批判性视角和接地气的田野路径、策略和指南。

文化亲密性与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组织方式

刘 珩

2017, 43(4):  23-38. 

摘要 ( 1522 )   PDF (772KB) ( 6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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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亲密性作为包括国家与地方、 精英与大众在内的不同权力等级， 以及公共与私密的不同领域所共享的文化特质， 所表征出来的共同社会性， 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组织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形式和层面的社会组织和团结的方式、 公共空间的营造以及个体化的策略和路径， 都弥漫和浸润着文化亲密性的意识。 它决定了国家、社会和个体以何种最为经济和有效的形式联结和互动， 从而在这一相互介入和妥协的文化亲密性地带， 国家收获了忠诚意识， 而个体 “创造性” 的伎俩 （社会诗性） 也受到宽容，社会得以有机地组织在一起。

对中国人类学亲属研究的若干反思— —兼纪念李亦园院士

马腾嶽

2017, 43(4):  39-49. 

摘要 ( 1421 )   PDF (701KB) ( 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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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研究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在人类学中占有核心的地位。 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中， 不同时期与理论流派的学者在方法论、 知识论乃至本体论方面常有着不同的关怀重点与见解， 说明了亲属概念的复杂性。 受到社会科学反思运动的影响， 美国学者大卫·施奈德 (David M.Schneider)于 １９８４ 年出版 《亲属研究批判》 一书， 严辞批判西方亲属研究充斥着西方人 “血浓于水” 的 “民族中心主义偏见”， 以西方的文化观点为理论架构来审视与建构非西方社会的 “亲属”。 大卫·施奈德的批判被视为是新旧人类学的分水岭， 带动了其后西方社会科学亲属研究的全面反思与转向。 相较于西方学者， 两岸中国学者的亲属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承袭了西方民族中心主义偏见， 同时也在观念上存在着汉文化民族中心主义偏见， 从而形成了一种双重性偏见。 而台湾泰雅族与云南大理白族亲属研究可以说明这种双重偏见存在的事实。 因此， 中国人类学的亲属研究， 需要诸如大卫·施奈德式的深刻自我反思， 来进一步探求不同文化人群的 “亲属”。



历史文本书写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关系： “庄蹻入滇” 再论

朱映占， 王文光

2017, 43(4):  50-55. 

摘要 ( 1420 )   PDF (437KB) ( 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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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中， 庄蹻入滇是华夏族与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大事件， 但是从荀悦的 《汉纪》 开始， 出现了历史文本书写的差异， 庄蹻入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悬案。 到了现代， 随着研究的深入， 还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 就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西南边疆发展的历史而言， 对庄蹻入滇问题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 同时对庄蹻入滇的真实性、 时间、 战略目的、 进军线路和驻留原因问题进行辨析， 将丰富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内容， 推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

中国边疆治理： 从历史到现实

马大正

2017, 43(4):  56-66. 

摘要 ( 1451 )   PDF (536KB) ( 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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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是一个地理、 历史、 政治概念， 有军事、 经济、 文化方面的含义， 发展趋势是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有历史悠久、 地域广阔、 民族多样、 问题复杂的特点， 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中国古代治边策研究取得若干共识， 并对当代有重要启示。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以改革开放为界可划分两个时期， 其中四端治理举措是须予以关注并应着力研究的。 中国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 要重视中长期治疆战略的思考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重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设， 推进边疆发展与稳定。

亚洲三国的灾后平等与信任危机

［法］Laurence Roulleau-Berger 著， 陈炯光 译

2017, 43(4):  76-84. 

摘要 ( 1566 )   PDF (629KB) ( 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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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 印尼、 日本频频发生地震、 海啸等生态灾害。 它们对各国的物质、 社会、 经济、 道德均造成了严重影响， 并导致了各国社会象征性的断裂及碎片化现象。 新的生态危机引发了动荡局势、 新的平等危机， 却也促成了亚洲三国国内的新团结及社会新空间的构建。 应当说， 生态灾难既突发性地破坏了各国的物质及社会基础， 又为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新的行为准则的确立另辟蹊径。 这其中， 新的合作共存空间在不断延伸， 而体制内的行动者、 体制外的公民及介于两者间的人群， 也共同开启了公众舞台。一方面， 灾后政府的优惠政策不仅衍生出了新的社会平等危机和新的道德尺度的衡量标准， 也维系了集体行为和新的社会实践的实施； 另一方面， 个体则参与了突发性的再社会化、 去除社会化及社会基础重建的过程。

乡－城移民社会融入的分化、 评估及政策路径——基于 ４ 个城市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刘建娥

2017, 43(4):  85-91. 

摘要 ( 1272 )   PDF (481KB) ( 6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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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 乡－城移民群体的社会分化正在加剧。 数据分析发现， 当前移民群体已分化为 “企业发展型” “自雇发展型” “雇工生存型” “社区流动型” 四大层级类型。 政策设计只有采取差别化融入路径， 才能回应各层级群体的融入需求。 应优化用工政策， 积极推动 “企业发展型” 精英移民群体率先融入， 大力改善 “雇工生存型” 工人阶级群体的待遇及福祉。 同时， 采取社区融入策略， 带动 “自雇发展型” “社区流动型” 移民融入城市居住社区。 特别是要依据社会关照原则， 通过 “返乡安置” 策略推动 “社区流动型” 贫弱移民群体返回家乡。 以赋权和增利为核心的 “赋权式融入”， 是畅通 “层级流动” 与 “城乡流动”， 带动四大层级移民群体融入城市的根本途径。

宋人视域中的唐五代城市商业及其发展变化 — —以笔记资料为核心的探讨

张剑光

2017, 43(4):  92-106. 

摘要 ( 1415 )   PDF (833KB) ( 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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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笔记对唐五代城市商业的认识比较深刻。 唐代各州市场的经济功能不断加强， 在收取商税、 维护市场秩序、 管理治安、 传播信息等方面作用突出。 各市场商品销售量较大， 商业经营形式有所突破， 服务业兴起， 服务业人员多。 随着人们对商业认同感的增强， 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 不过尽管很多商人的经营比较成功， 但大多数商人的生活仍是十分艰辛， 小商小贩的生活并不富裕。 唐后期至五代， 城市商业出现了不少新气象。 市在发生变化， 一些城市店铺沿街设立， 商业摊肆和居民住宅混杂在一起；贩运业异常发达， 奢侈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种类十分丰富； 商人的经营手段和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的风格， 中介商活跃； 城市商品交换遍布各个热闹地区， 卷入到商业中的城市居民越来越多。 从宋代笔记的记载中， 我们看到了唐五代城市商业发展的真实面貌， 商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三易” 观与辩证理路：《管子》 “轻重” 论经济哲学思想发微

缐 文

2017, 43(4):  107-116. 

摘要 ( 1259 )   PDF (770KB) ( 6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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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轻重” 论蕴含着 “简易” “变易” 和 “不易” 的辩证哲学思想，其要义是： 经济事物在 “轻—重” 之间的运动、 转化， 使经济社会呈现出 “变易” 的特质， 人的有为性能够依据具体的情势以 “简易” 之法驾驭经济， 动态地实现宏观经济“不易” 的调控目标— — — “衡” （ “准” ）。 这一认知模式又以民本为 “不易” 的德性原则， 致力于寻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轻重” 论式下的 “三易” 观是 《周易》 “阴阳”“中和” 本体论在经济领域的哲学表达， 而 “常平仓法” 则是 “轻重” 论的 “体” 与“理” 在 “用” 中的典型呈现。 中国经济传统的这一 “辩证范式”， 在当代新历史条件下并未隐没， 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 “原子范式”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彰显出中国经济思维的本质特色。

从秦国兴亡看商鞅变法速效根源

陈天林

2017, 43(4):  117-122. 

摘要 ( 1323 )   PDF (492KB) ( 6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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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性是商鞅变法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特点， 其根源在于极端贯彻运用了“利出一孔” 思想。在国家掌控所有生存资源的前提下， 秦国统治者遏制并关闭所有个人生存通道或空间， 仅把“农战” 作为民众唯一的生存“孔道”， 因此能快速集中国家肌体上每一个细胞的力量， 驱动全民为兼并战争、统一中国效力。这对秦国暴兴功不可没， 同时， 也由于其缺乏制度弹性、悖逆人情等副作用， 给秦朝暴亡埋下了重大隐患。秦国兴亡留给历史的昭示是， 只有把强民作为强国的前提和基础， 协调发展民力与国力的关系， 才能走出“利出一孔” 的利弊循环。这对进一步深入反思商鞅变法、总结改革与兴衰关系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国际文化商品和服务流动趋势及中国文化贸易崛起

王　玲

2017, 43(4):  123-131. 

摘要 ( 1712 )   PDF (528KB) ( 5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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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商品和服务是有文化或艺术价值的特殊商品， 新划分为６ 个文化领域。 视觉艺术和工艺品领域主导全球文化商品进出口。文化商品出口中发展中国家崛起， 但国 家集中度高； 进口呈国家多元化， 但仍由高收入经济体主导。国际文化商品贸易多样化， 但有不平等流动。视听和互动媒体领域提供主要文化服务。文化服务贸易由高收入经济体主导。全球化和数字化引发文化流动巨变和由电子方式获取文化商品的非物质化， 反映文化消费习惯转变。中国崛起成为在各领域增长的文化商品首要出口国和重要进口国， 反映生产价值链和内需增长； 但出口结构失衡会使文化商品贸易可持续发展受限于文化服务贸易发展不足。应优化对外文化贸易结构， 实施既有理论创新又有前瞻意义的国际化文化供给和传播战略， 输出更多已提升文化内涵、艺术魅力、创新活力、思想境界的文化商品和服务。

资源依赖与保护性执法：基于基层土地执法机构运作的解释

甘霆浩

2017, 43(4):  132-144. 

摘要 ( 1248 )   PDF (648KB) ( 6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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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是保障法律实施的主要方式之一。这其中， 作为中国国家构建土地利用 秩序的重要机制， 基层土地执法除了经由土地行政体制结构， 以及基层社会的复杂环境制 约， 而呈现出执法效果难有稳定预期的主要特征之外， 就执法存续与运转的基本前提来 说， 资源依赖是理解基层土地执法逻辑的关键进路。在执法的功能需求与资源供给脱节的 前提下， 对应于消除不同违法类型的过程需求， 基层土地执法对于属地政府等组织的资源依赖被完全激活， 替代性资源进入执法过程。由此， 着眼于稳定获取资源的预期， 保护性执法生成。不同于强调执法保护了相对方利益的解释进路， “保护性执法” 这一解释类型强调执法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 以执法作为能动主体的资源需求及自我保护为出发点， 来解释法律实施中的规则—行动之关系。而作为一类基础性的问题， 如果制度设计中的资源供给与制度实施需求互不匹配， 那么， 通过执法来保障法律实施的稳定性、独立性、实效性将难以实现， 并对法治政府建设构成制约。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与国家形象建构： 历史逻辑与现实关照

王润斌， 肖丽斌

2017, 43(4):  145-152. 

摘要 ( 1297 )   PDF (590KB) ( 7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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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遵循着国际关系互动的政治定律， 也呈现着国际体育交流的独特意蕴。参加奥运比赛、夺得奥运金牌、主办奥运赛事等有力地推动中国在国家身份认同、国家荣誉培育、国家实力彰显等方面的进步； 但通过奥运会来建构国家形象， 无法彻底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和曲解， 也无法立即满足国内对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迫切期许。面临全球体育问题的频发和全球体育治理格局的变革， 中国应主办好国际体育大赛， 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援助， 不断获取国际体育话语权， 增强体育事业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 努力建构并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现实困境与提升方略———以里约奥运会为切入点

张晓义， 永树理

2017, 43(4):  153-162. 

摘要 ( 1356 )   PDF (589KB) ( 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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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的不公遭遇， 反映出中国在国际体育领域中缺乏话语权， 这主要是中国体育话语质量不高、话语传播效果不佳、议程设置能力不足等主观原因与西方的刻板偏见、西强中弱的国际体育格局、中国体育传媒的弱势地位等客观原因造成的。面对这种情况， 我国应制定应对方略： 加强顶层设计， 制定体育国际话语权战略；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构建体育外交话语体系； 打造话语平台， 创新体育话语表达模式； 扶持华人华侨社团， 资助华文媒体建设； 抢夺话语制高点， 提高议程设置能力； 打造体育外交学科， 建设体育外交人才队伍； 加强人员往来， 加大招收留学生规模； 提高学术水平， 缩小交流“逆差”。

影像中的民族形象符号变迁研究———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像记忆

饶　蕊

2017, 43(4):  163. 

摘要 ( 1228 )   PDF (607KB) ( 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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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 国外列强的入侵， 外来鸦片的毒害， 使“ 东亚病夫” 成为中华民族积弱屈辱的形象标志。奥运赛场上“零” 的记录， 一直是中华民族难以释怀的耻辱。为此， 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先生提出中国奥林匹克的“三大梦想”， 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设计了清晰可见的奋斗目标。在追逐奥林匹克梦想的征途中， 中华民族历经曲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在中华民族奥运圆梦的历程中， 曾出现一批中国奥林匹克题材的电影和纪录片， 这些影像记录了中国的奥运历史记忆， 承载着中华民族践行奥林匹克精神的影像记忆与文化符号。从这些影像中， 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奥运历史记忆与民族形象变迁的符号特征， 及中国奥运影像对民族形象集体记忆建构的意义，从而全面解读中国奥林匹克记忆中民族精神与体育精神的影像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