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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第42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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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存在与影响：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葛剑雄

2016, 6(5):  1-3. 

摘要 ( 1269 )   PDF (365KB) (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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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环境及自身特点，历史上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中缺少传播意识与交流意愿，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地影响较小。在今天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外文化交流应避免历史上的情况，真正使这一战略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人类学、医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访凯博文教授

涂炯，张文义／问，凯博文／答，程瑜／校审

2016, 6(5):  4-9. 

摘要 ( 1297 )   PDF (485KB) ( 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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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以自身的学术研究经历为线索，介绍了人类学与医学的结合、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和世界大学中的位置等。凯博文教授提及医学人类学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指出当前人类学学科在世界和中国发展的不足之处，并对当下世界大学的走向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最后凯博文教授结合自己的经验，给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提出了建议，指出人类学学者应加强合作，扩大在专业外的影响。

糖尿病的生物社会性

余成普

2016, 6(5):  10-16. 

摘要 ( 1234 )   PDF (570KB)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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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人类学领域，有关人类健康的讨论常常围绕生物社会理论展开。在承认疾病生物基础的同时，力图分析社会文化变迁、社会结构与主体性之影响。已有研究从生物学、涵化和社会苦难的角度探讨了糖尿病的起源，其解释力局限在比较单一的生物范畴和社会制度范畴之内。相比之下，通过患者叙述升华的患病经历视角，可以同时审视糖尿病的生物性、社会性和个体的主体性，因而可以将生物、社会及个体的互动作为辩证关系剖析。对糖尿病的生物性、社会性及患者的主体性逐层剥离又互相纠缠的分析路径，较好地呈现了糖尿病的发生机制和解释模式，也说明了医学人类学生物、社会、主体之三位一体整体路径的研究优势。

黄金纬度与云南文明

林超民，黄泓泰

2016, 6(5):  17-24. 

摘要 ( 1255 )   PDF (615KB) ( 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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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部位于北纬２５度，在崇山峻岭之间有许多盆地（坝子），海拔在１０００米至２０００米之间。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除昆明外，这个纬度上的许多城镇都是春城，我们将这个恒温的、四季如春的地带称为黄金纬度。这里是人类重要的起源地之一，也是栽培稻、栽培茶和畜牧业的起源地。这里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生活在黄金纬度上的云南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础，千百年来，云南各族人民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形成了不成文的风俗习惯和成文的乡规民约，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珍贵财富。我们应该从中提炼出生态文明的精神价值与道德准则，将云南建设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为云南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武沐，贾陈亮

2016, 6(5):  25-32. 

摘要 ( 1259 )   PDF (684KB) (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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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研究

龙晓燕，鲁茸玉滇

2016, 6(5):  33-39. 

摘要 ( 1397 )   PDF (574KB) ( 5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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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西域传》将西域分为狭义西域和广义西域，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西域。整个西汉时期，国家战略重点在于防御北方匈奴的进攻，同时也为了抵御匈奴对西北边疆的控制。汉代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态势，就由汉王朝与匈奴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及西北边疆民族为了自己的基本利益，左右于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的三方博弈关系构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汉王朝与乌孙、车师、鄯善（楼兰）、渠犁等民族的关系较为友好且紧密。王莽新朝建立之后，其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匈奴势力再次进入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使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路径特征、推动因素与历史意义：对北朝民族认同的反思性考察

段锐超

2016, 6(5):  40-47. 

摘要 ( 1067 )   PDF (595KB) ( 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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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民族认同的进程坎坷而光辉，值得深刻总结与反思。其进路既具有民族认同的共性，又呈现出统治民族及统治者的主动性、坚定性与创造性等鲜明个性。理论基础的具备、民族分布的巨变、君臣能动合力的形成、农业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等诸动因，共同指向北朝民族认同的实现。而“大造区夏”的突出特色，显示出北朝民族认同既是一种自觉的华夏文明认同，接续与光大了华夏文明，又是历史上中华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使中华民族从未间断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有力地推动了南北统一。可以认定，北朝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个历史典范。

德国的纳西学研究学术史述略

杨福泉

2016, 6(5):  48-54. 

摘要 ( 1215 )   PDF (566KB) (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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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迄今的纳西学研究，突出的成就是从语言学、文献学的角度所做的研究，不仅首次系统地公开出版了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纳西手稿目录，出版了相应的学术著作，并提出了研究纳西古语为载体的东巴古籍应与当代纳西语及其文本结合的观点，同时对当代纳西语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以奥皮茨为代表的德国人类学家对纳西学的研究，也体现了德国学者重实证和思辨的特点，从对喜马拉雅区域仪式鼓的研究和聚焦“起源神话”的东巴教的展览，反映了他们微观中见宏观的研究特点。此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德国中青年学者对纳西族民俗和摩梭人社会习俗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是当代西方学者研究纳西民俗和摩梭社会较早的成果。

档案、史实抑或是方法？———宁蒗彝族自治县民主改革档案《烂泥箐农场史》的人类学回访

嘉日姆几

2016, 6(5):  55-62. 

摘要 ( 1110 )   PDF (611KB)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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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为了记录奴隶解放及翻身的历史，宁蒗彝族自治县工委宣传部组织整理了一份名为《烂泥箐农场史》的档案。在对该档案的亲历者、报道人和整理者的人类学回访时发现：对档案的回访，不仅可以将档案、历史、文学、个人、时代等主题连接起来，此方法也因有效揭示围绕档案形成的多层文本而具有方法论意义。因此，对档案的人类学回访，似乎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当代社会史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

努力推进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

周平

2016, 6(5):  63-63. 

摘要 ( 1148 )   PDF (188KB) (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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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周平

2016, 6(5):  64-72. 

摘要 ( 1379 )   PDF (523KB) (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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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对于国家发展意义日渐凸显的背景下，我国的边疆研究在持续升温。然而，边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未被聚焦，其中的一些认识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为了边疆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给予澄清。一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边疆的问题上，须在揭示边疆本质的基础上明确边疆的构建性质，将边疆界定为疆域的边缘区域，确定边疆的变易性；二是在边疆治理的定位问题上，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边疆治理，明确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三是在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问题上，须在调整治理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其目标和任务；四是在海洋边疆治理问题上，须依据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大局来确定治理目标，促成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型大国转变；五是要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新形态边疆，明确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和立体性；六是要看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促成了“边缘—核心”双向互动结构的形成。

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多维空间与空间构设

刘永刚

2016, 6(5):  73-80. 

摘要 ( 1185 )   PDF (534KB) ( 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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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家疆域的地理空间、共同利益的价值空间、历史文化的情感空间、制度结构的规范空间，体现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多维属性。在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阶段，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的构设，呈现为文化主义与族际主义、国家整合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当代中国由国家主导，边疆社会、内地社会、民族自治机关、民族精英及域外力量共同参与、相互作用下的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空间构设，深受传统疆域观的制约与影响。各构设主体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冲突等模式，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通过社会管理的完善、社会发展与民生保障、以“合”为取向的中华历史叙事与文化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当是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多维空间构设的必然选择。

古今之争与政治重建：中华民族理论的困境和出路

曹为

2016, 6(5):  81-88. 

摘要 ( 1221 )   PDF (593KB)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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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华民族理论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现代中国如何继承历史形成的广阔幅员，建立长期高效调集资源的超大民族国家。对此问题的不同解答，是造成中华民族理论诸多分歧的根本原因。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理论的政治重建，并非针对民族平等理论和民族补偿政策，而是要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建立国家学说。这种国家学说要求增加传统民族理论缺乏的个体维度；扭转国族建设的文化本位为政治本位；提高政治效率，从而为充实政治规模提供根本保障。从本质上讲，中华民族理论不是“民族”的主张，而是“国家”的理论。

向东还是向西：论俄罗斯当前的战略导向

吴楚克，代高峰

2016, 6(5):  89-94. 

摘要 ( 1257 )   PDF (522KB) (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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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独特的区位特征和文化特质，决定了其战略选择呈现周期性东西方摇摆。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历史上曾长期实行坚定的西化战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西部的地缘政治空间不断被美欧挤压；当前，在西方制裁下，其国内经济也陷入困顿。而东亚经济的强劲发展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俄罗斯的战略突围提供了腾挪空间。但俄罗斯的战略东移并不意味着其偏向中国，也没有显示其放弃西方。中俄结伴的首要动因是当前的共同战略利益。故而，俄罗斯战略选择的东西向摇摆既不是“简谐运动”，也不是“平面单摆”，而是具有定向性和球面性特点。

国家文化安全法制建设：国家政治安全实现的根本保障———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法制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胡惠林

2016, 6(5):  95-106. 

摘要 ( 1419 )   PDF (616KB) (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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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反映，二者具有同构性。国家政治安全决定了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属性，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构成了二者最基本的安全关系。在全球化快速变化的时代，国家文化安全不可能长期依赖于政策保护，必须立足于全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法制体系建设，以国家文化安全法制体系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空间，为国家政治安全实现提供根本保障。在新的国家文化安全威胁正在快速生成的复杂文化安全形势下，实现我国国家文化安全从政策性安保体制向法制性安保体制的战略转变，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当务之急。战略转型期的中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文化安全困境”的挑战，准确把握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新态势，积极推进开放型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科学实施国家文化安全再平衡战略，凸显为中国国家安全新需求。建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为依据，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国家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国家文化安全制度体系建设为抓手，以国际文化安全立法为参照，与中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相一致，与其他相关文化法律相协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安全法制体系，是国家政治安全实现的根本保障。

社会理论建构与唯物史观的发展———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理论内涵

王浩斌

2016, 6(5):  107-115. 

摘要 ( 1145 )   PDF (556KB) (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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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之所以发展滞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理论的缺失。社会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人文社会科学衔接的中介，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通过社会理论，才能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精华，从而进行创新发展。从方法论、具体内涵，以及思想史和实践意义的层面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与古典社会理论具有同构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支持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特的社会理论意义，其方法论核心是社会历史结构分析。因此，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的突破点在于，要以社会结构“解剖”为逻辑中轴，建构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此基础上，方能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

社会生产力与“全面深化改革”———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当下解读

关锋

2016, 6(5):  116-124. 

摘要 ( 1505 )   PDF (566KB) ( 3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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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有三种基本意指，分别为：和自然生产力相对意义上的；和个人生产力相对意义上的；一个社会总和性的全部生产力。其中，第三种指的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劳动与那些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再是物质生产过程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内在要素）的全部社会因素，如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甚至宗教观念等相互作用的总结果；它虽然把生产关系包含在内，但这并没有违背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法。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存在三层维度的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主要发生在第二层维度的生产力（中观维度）与生产关系中间，而第三种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则构成生产力的第三层维度（宏观维度）。党的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正式文件更多地采用了社会生产力的说法。而习近平同志近期提出的“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与“全面深化改革”，都凸显了第三种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存在的重要性，可视为对之的当下有力回应。

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

刘小枫

2016, 6(5):  125-136. 

摘要 ( 1335 )   PDF (710KB) ( 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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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６世纪西方航海家不断发现新的陆地以来，世界地理的准确轮廓才开始逐渐明确。孟德斯鸠在推崇现代的民主政制理想时，已经力图凭靠当时所知的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世界史视野来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在孟德斯鸠的激发下，杜尔哥试图建立一种进步论的普遍历史的政治地理学。与此不同，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具有两种文明史观：一方面是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另一方面又是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由于这两种史观具有内在矛盾，麦金德力图用修昔底德式的务实精神来纠正启蒙式的民主理想。麦金德非常忧虑：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民主的理想主义者们长期灌输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自由的各种理想已经成了普通公民的固执偏见，公民完全不知道还应该从战略上思考国家的安全。

卢梭论战争状态

马勇

2016, 6(5):  137-142. 

摘要 ( 1880 )   PDF (521KB) ( 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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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哲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卢梭在提出民主共和国的政制方案后，在《论战争状态》一文中，讨论了政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卢梭在第一部分驳斥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因为霍布斯的理智设计方案恰恰为主权者的绝对权力奠定了基础，导致绝对主权者以国家理由为借口滥用武力。卢梭修正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将法律和武力的正确运用奠定在公意之上。在第二部分中，卢梭描述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处境，并着重论述了国家间的战争状态是什么。卢梭接着论述了他所构建的民主共和国如何能在这种处境中生存下去。但是，卢梭的公民社会契约论为永久和平提供了理论可能，康德的永久和平设想就是其逻辑结果。

奥德修斯的“回家”释义———析亚里士多德《诗术》第１７章中对《奥德赛》的主题概述

崔嵬

2016, 6(5):  143-148. 

摘要 ( 1551 )   PDF (505KB) ( 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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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内传”文本《诗术》晦涩难解，诗之术的本质亦不易领悟。文中所提诗人及其诗作，或可作为突破口，以解求学之困。兹以第１７章为例，亚里士多德概述《奥德赛》的主体内容，略异于荷马笔下的《奥德赛》。奥德修斯离家的漂泊，是家中危机的根源，而他漂泊的缘由又与一位女仙有关。亚里士多德利用荷马笔下的故事，隐喻性地说明“诗”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从而突显出奥德修斯的独特心志：奥德修斯拒斥女仙的挽留，执著于回家之恋，是个人对哲学的拒绝和对政治生活的回归；这一过程最终得以实现，得益于智慧女神的伪装术，亚里士多德借此指明此伪装之术正是“诗术”的内核。

胡塞尔现象学：一种先验存在论的解读

李金辉

2016, 6(5):  149-154. 

摘要 ( 1320 )   PDF (393KB) (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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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总伴随着一个内在的“本我”边缘，它决定了先验自我意识具有“作为事实存在”的存在论结构，这种结构暗含着一种先验存在论的可能。这种可能被海德格尔和萨特敏锐地捕捉到了。海德格尔通过“此在”的意向性结构揭示了存在的时间性，揭示了此在具有“先验存在”的时间发生。萨特通过寻求胡塞尔面向世界、面向他人意向性的超越性，把胡塞尔的绝对自我意识改造成了一种对他人、对世界的焦虑意识，这种焦虑意识反过来说明了先验自我是有“孔洞”的失败意识。自我意识早已被“为他意识”所超越。总之，通过对胡塞尔先验自我意识中“本我”维度的存在论解读，可以更好地认识海德格尔和萨特将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意识现象学如何发展为一种先验存在论的现象学。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西方哲学的开端

王昊宁，刘佳卉

2016, 6(5):  155-160. 

摘要 ( 1200 )   PDF (400KB) (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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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哲学开端的米利都学派，其思想在素朴之中蕴含着深刻。从现象学的角度看，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们在探讨“本原”问题时，已经在进行存在论思考了，他们对“本原”的不同理解，体现出了他们对存在及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并且展示出了从素朴的存在论到存在论自身之批判、再到基础存在论这样一种变化趋势与过程，从而将西方哲学的开端把握为存在论自身的批判、变迁、发展与完善。

农业水权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

龚春霞

2016, 6(5):  161-166. 

摘要 ( 1187 )   PDF (493KB) ( 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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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农业水权纠纷构成了农村社会纠纷的主要类型。不同主体援引不同原则主张对水资源的使用权，形成了惯例原则、公平原则、强力原则、个体主义原则之间的竞争。从表面上看，水权分配原则不能有效践行是水权纠纷发生的原因。但通过追问原则为何不能被遵守，我们发现，导致农业水权纠纷发生的原因包括：集体丧失了有效分配水资源的权力和能力；地权纠纷引发水权纠纷；共同体内部非均衡的力量对比关系；水权呈现出的公权与私权的双重属性之间的张力。基于此，可以从完善集体分配水资源的权力，厘清水权与地权关系，重塑村落共同体，以及在确保水资源公共属性的前提下，尊重水资源使用权的私权属性等方面探讨农业水权纠纷的解决机制问题。

法律拟制的语义内涵及规范构造

赵春玉

2016, 6(5):  167-172. 

摘要 ( 1277 )   PDF (494KB) (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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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拟制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技术，具有虚构性和决断性两大特征，可以避免立法上不必要的绕路和适用上论证的困难。在法治国背景下，法律拟制只能是立法拟制，不包括司法拟制。现代立法中通常采用“视为”“以......论”“依照......定罪处罚”等具有扩张性的表述方式规定法律拟制，但仅仅通过形式判断，还不能揭示其规范内涵。为了区分法律拟制、其他拟制以及类型化的立法，应当从规范意义上理解法律拟制，并通过规范目的划定能够等同评价的构成要件的存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