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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第42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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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试论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以《汉书》为中心

王文光，杨琼珍

2016, 42(6):  1-7. 

摘要 ( 1314 )   PDF (552KB) (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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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继承并发展了《史记》对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民族的记述，把所有边疆民族都作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成员，这样的边疆民族历史观，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整个汉王朝时期，国家战略的重点在调整与北方匈奴的关系，所以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具体表达了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基本观点，即处理汉匈民族关系的策略应该是，在和亲的同时，也要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与进攻。班固还认为，汉匈民族关系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汉初汉王朝处于劣势，汉宣帝以后匈奴处于劣势，所以汉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是“贵于未战”。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与语境

石硕

2016, 42(6):  8-14. 

摘要 ( 1191 )   PDF (592KB) (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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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由于特殊时代背景及政治因素，对康区藏人的称谓呈现了多元化和相对纷杂的情形。民国时期康区藏人的称谓主要存在四个系统，四种称谓承接历史传统的“番”和最具民国特点的“康”两个称谓及其语境，并总结了民国时期康区藏人称谓的若干特点。从康区藏人称谓，可以窥见在民国这样一个特定过渡时期，民族的区分、识别与认同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时空变迁下的流动：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生活与国家认同

王思亓

2016, 42(6):  15-20. 

摘要 ( 1313 )   PDF (533KB)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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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边疆研究逐渐突破“中心”—“边缘”的讨论范式，研究方法的转变肯定了“边疆本位”的价值，然而，边疆治理理念与实践中仍然缺乏对边疆建构者之一的边疆民族的关注，特别是对边境区域少数民族内心世界与行为逻辑的关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新梳理不同历史时空下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流动与国家认同，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解读边境民族具体生活情境中的国家认同意识与跨界流动的生活逻辑，对促进我国西藏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唐宋时期的徙莫祗蛮

段丽波

2016, 42(6):  21-26. 

摘要 ( 1603 )   PDF (490KB) (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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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徙莫祗蛮源于汉晋时期的氐羌系民族，初为唐所属，置于唐初所设的弄栋节度，后为南诏所并，聚居于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后随着南诏的扩张而不断向东向南发展。到大理国时期，以徙莫祗蛮后裔自杞人为主体，建立了独立于大理国的地方政权自杞国。以往对徙莫祗蛮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源流、族属方面，从多视角多层面对其民族关系、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揭示和研究不够。作为从氐羌系民族中不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支，唐宋时期的徙莫祗蛮正经历着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发展阶段。探究这一过程，将有益于乌蛮民族历史，乃至于西南民族史之研究。

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思考

李国强

2016, 42(6):  27-33. 

摘要 ( 1301 )   PDF (558KB)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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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文化从性质上看，既是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人民基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创造出的文明形态，是基于海洋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海船、航海、海洋科学等等诸多要素历经传承的凝练，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为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新时期构建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应该坚持理论创新、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以科学的理论引导，并开创海洋文化研究的新局面。这是文化功能性的现实体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国家发展进程中海洋战略的构建

刘俊珂

2016, 42(6):  34-40. 

摘要 ( 1166 )   PDF (486KB) (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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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为边疆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海洋边疆是国家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战略也必然要围绕国家发展这一根本要义而进行规划和设计。海洋战略的设计，应突出国家意识、科学性以及规划设计合理性。海洋边疆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也会突破传统的界限，而形成新的海洋利益边疆。海洋新边疆的巩固和拓展，需要国家制定科学的海洋边疆战略，并以此为基础来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民族互惠：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拾遗与补正

朱碧波

2016, 42(6):  41-46. 

摘要 ( 1180 )   PDF (515KB) ( 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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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少数民族权利理论和民族政治理论四个部分，囊括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等重大问题。然而，在民族理论体系蔚为大观的研究中，民族交往的理论建构却显得相对薄弱，尤其是驱动民族交往的深层次因素———民族互惠———更是缺乏必要的价值自证和理论发微。民族互惠作为民族交往交流日趋频仍的内生逻辑，不但奠定了各民族渊源共生格局的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动力。为了实现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帕累托改进，当前我国应该直面民族互惠研究的理论短板，深入探讨民族互惠的理论逻辑、价值自证、历史发掘、内容爬梳和实践推进等诸多问题。

“文治复兴”与民利主义的市场化政治

张小军

2016, 42(6):  47-54. 

摘要 ( 1289 )   PDF (599KB)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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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民利主义以及市场化政治，在宋代“文治复兴”以降发生，具有特定的文化逻辑，是与西方民本主义相区别的“国家民本主义”。国家民本主义与民利主义市场政治是一种具有互通的文化机制。历史上的民利主义市场化政治是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形式和共享空间，这种连接的特点不是基于政治权利，而是基于政治市场之“利”，如此形成了国家与民众即若即离的共主体政治文化。

“不能共则不能和”：晚期康有为的国家建构论与政体论

章永乐

2016, 42(6):  55-63. 

摘要 ( 1135 )   PDF (639KB) ( 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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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１９２３年《长安演说集》中提出“不能共则不能和”的命题，其中“共”建立在“公”与“通”的基础之上，指向包括铁路、无线电报、银行在内的一系列现代国家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的建设，因而，“不能共则不能和”这一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国家能力对于政体运作的基础性意义。但是，“不能共则不能和”作为对“中华民国”初期政治的批判，又隐含了康有为对于君主立宪制的执念。该时期两次重建君主立宪制的尝试归于失败已说明，在政治高度碎片化的背景下，君主立宪制并不具有自然的政治整合作用。但在剔除康有为的政体执念之后，“不能共则不能和”是一个对今日的国家治理仍深具建设性意义的命题，值得今人继承与发展。

权责一致：责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

张喜红

2016, 42(6):  64-68. 

摘要 ( 1298 )   PDF (433KB) ( 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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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政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权责一致则是责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权责一致意味着公共权力行使者履行职责和义务应与其所拥有的权力相匹配，该原则有其丰富的思想渊源和深刻的理论逻辑。然而，由于公共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的二元分离、制度规定与权力运行的轨道偏差，以及现代官僚制自身的内在缺陷，权责背离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消除权责背离现象，需要明确责任主体，构建科学合理的权责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责任主体的责任伦理建设。

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

王文成

2016, 42(6):  69-77. 

摘要 ( 1474 )   PDF (583KB) ( 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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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前期，北宋中叶以来的白银货币化持续推进。大定年间的商品—货币关系中，白银的社会身份从商品变成货币，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金廷赋予白银征纳赋税的法偿地位，认可银钱兑换关系，形成了官方法定的银钱兑换价。金朝中期交钞贬值，银两全面成为官方法定货币，独立行使货币职能，铜钱的货币职能则日益式微，银钱两种金属货币的地位形成均势。大安、贞祐以后，银两逐步代替铜钱成为钞本，开始决定交钞价值，成为基准定价货币；铜钱则由停铸、限藏、限用到废而不用，全面逃离市场。金末的银钱钞关系中，钱退银进，货币白银化取得重大进展。银两逐步成为交钞之本，并借助交钞等分价值、投入流通。蒙元时期以银为本、禁银行钞的“银钞相权”货币流通格局，在金朝末年已初具雏形。

边疆、王朝与制度变迁：清代云南地方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化

段金生，董继梅

2016, 42(6):  78-89. 

摘要 ( 1213 )   PDF (771KB) (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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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边疆地区族群或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中发展，云南边疆从“要荒之域，蛮夷居之”发展至与王朝国家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形态，正是边疆或边疆族群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互动关系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制度是一种规范，但并非恒定，常随形势而转变。观察清朝在云南实行的省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变迁，既要注意“自上而下”地考察清朝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具体政策的实践，也不能忽视云南边疆政治形态对王朝政策或制度实践“自下而上”的制约性；既要考察王朝中央力量对边疆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对边疆地方政治形态于王朝国家政制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

茶马古道与盐运古道、丝绸之路的关系———基于词与物的古道类型学研究

陈保亚

2016, 42(6):  90-97. 

摘要 ( 1298 )   PDF (601KB) ( 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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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运古道是必要的生存古道，但不是远征古道；丝绸之路是远征古道，但不是必要的生存古道。吐蕃、回鹘等民族恃茶行为的兴起和扩散，产茶区和耗茶区远距离的分离，导致了茶马古道在唐代的兴起。茶马古道彻底消除了欧亚连接地带经常受阻的状态，并进一步使盐运古道、丝绸之路转型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既是必要的生存古道，又是远征古道，这使得茶马古道能够最终取代盐运古道和丝绸之路，成为欧亚大陆的连接命脉。三种古道类型的更迭关系，为研究古道类型学提供了窗口。

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

汪锋

2016, 42(6):  98-102. 

摘要 ( 1147 )   PDF (442KB) (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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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一个网络，将各种不同的文化圈贯通起来。这个网络是不断演化发展的，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有不同的内涵。语言上的关联是文化圈形成的最好证据，同源词体现发生学上的自源关联，借词反映接触传播上的联系。从茶马古道发源的核心地区里分布的藏缅语与汉语的比较，可以发现与茶马古道的演化密切相关的语言证据，在此基础上，根据历史语言学中的年代测定的一些方法，能理清茶马古道网络演化中的一些时间层次。

茶马古道：地方性的民间视角

杨海潮

2016, 42(6):  103-108. 

摘要 ( 1180 )   PDF (602KB) ( 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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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国西南及相关区域的民间利用人力、畜力长途贩运货物的交通网络，交通的独特性、活动的民间性和茶叶的联结性这三个特征，使它明显区别于平原地区和丘陵地区、湖海地区的交通及相关文化。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价值，在于选择了民间、地方和自我的视角与观念，对欧洲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汉文化中心主义这样的视角与观念构成了挑战。这种多元化的视角与观念，正与茶马古道作为一个交通网络的性质相吻合。

让历史回归经济学研究

张林

2016, 42(6):  109-109. 

摘要 ( 1159 )   PDF (207KB) (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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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谱系：一再被强调的国家和逐步被重视的社会

杨虎涛

2016, 42(6):  110-117. 

摘要 ( 1321 )   PDF (543KB) (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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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密传统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经济思想史上存在着一条清晰的重商主义理论谱系，即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格申克龙的后工业化国家、发展型国家和演化发展经济学。这一谱系强调国家利益、保护主义和竞争优势，尤其重视国家在现代化和经济赶超中的作用。与其一以贯之的“国家执念”相比，李斯特谱系对社会基础的重视程度是逐步加大的。对社会基础的关注对象，即关键行动者上，也逐步从城市资产阶级、封建贵族逐步扩展到企业组织和广大民众。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上，也逐步从单向度的国家作用发展到国家－社会互动的观点。李斯特谱系的这一变化，体现了国家、社会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渐进协同演化过程，在国家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国家的专制性力量向建制性力量转化，以及建制性力量中的渗透力、汲取力和协调力的形成过程，对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同的影响。

阿里吉—杉原方法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

宋磊

2016, 42(6):  118-123. 

摘要 ( 1146 )   PDF (458KB) (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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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如何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特征和成长机制进行理论化抽象，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界的重要课题，中国经济模式论即是对上述课题的回应，构成了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一种讲法。尽管中国经济模式论者提出了重要的研究问题，但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阻碍了他们持续地取得进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是开创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前提。阿里吉被忽视的研究，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阿里吉大量援引全球史学者杉原薰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可以抽象为阿里吉—杉原方法。这一方法侧重于从生产组织方式、政府对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的角度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可以为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提供理论出发点。

市场选择、制度创新与政府冲击：上海钱庄业兴盛与衰落的再探源———以福源钱庄为例

柴毅

2016, 42(6):  124-129. 

摘要 ( 1273 )   PDF (495KB)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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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托代理理论的视域中，可以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双重视角，并基于历史数据，对上海钱庄业的兴盛与衰落进行再探源。第一，钱庄的产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第二，中国式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推动了钱庄业的发展，而“举家托业”的管理体制促进了福源钱庄的兴盛；第三，随着社会外部环境的转型，钱庄的主营业务、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逐渐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第四，外国银行的不对等竞争加剧了钱庄业的衰落，福源钱庄的风险管控保证了持续经营；第五，钱庄的衰落是政府冲击而非市场选择，政府发行过多的货币和不兑现的公债，将经营风险转移给钱庄，造成了钱庄业的衰败。

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关联整合与创新———基于产业关联理论的视角

郭树华，曲海斌

2016, 42(6):  130-137. 

摘要 ( 1176 )   PDF (513KB) (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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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关联理论来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正由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向以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关联整合的方向发展，且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其业务发展呈现出债券承销业务关联整合、资本市场业务关联整合、资产管理业务关联整合的态势，同时也面临着资本规模化程度不高、创新能力不足、人才储备薄弱、体制环境制约等瓶颈。为此，应采取系统创新举措，具体涉及强化投资银行业务的开放整合与创新，注重资金、资产端的业务延伸，强调资产管理规模与资金周转效率，着力打造轻资产、重交易的交易型投资银行等。

当代财神信仰复兴的文化理解

高丙中

2016, 42(6):  138-147. 

摘要 ( 1224 )   PDF (669KB) ( 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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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斗私批修，到人人都可以正当地追求私人财富，这是中国现当代经过了曲折的思想斗争、政治运动、社会冒险才达成的状态。这个巨变可以通过私人财产占有率的增长等社会过程来认识，也可以通过文化符号兴废的呈现来理解。财神信仰的复兴与正当化作为这个变迁的文化表现形式，由此一方面看到“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仪式的对应物，另一方面看到追求财富的个人心理如何借助一种传统文化形式表达其社会属性。财神信仰蕴含着深奥的文化意蕴，如一事一求的现象与不舍自我的心性、公庙私求的现象与私财公益的共生等。财神信仰复兴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代表作，由此可以探索把民间宗教作为深具社会历史内涵的文化形式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路。

文化之伦理价值的正当性审视———一种整体性意义的公共性立场的回归

董辉

2016, 42(6):  148-152. 

摘要 ( 1177 )   PDF (484KB)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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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正全面遭遇社会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因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所带来的精神生活“扁平化”和文化“去伦理化”的窘迫现状。无论是有关文化的理论言说，抑或与文化相关的经济、政治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均面临着面对文化“欲望化叙事”逻辑和功利化主导的诸多反文化乱象，一种严肃的伦理操守何以可能、如何可能的严峻问题。面对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窘境以及种种不如意，现代社会呼唤一种基于“公共性”关切的伦理立场的出场和坚守。而其核心，则是以现代“文化公民”的立场、境界和情怀，时刻关切、理智审视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整个人类文化的现状、问题与可能走向，着力培养自己应有的文化良心与良知，在守望和坚持中，成为先进文化和道德清明社会的自觉推动者和践行者。

族群—地方性知识、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从法律的“普适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说起

谢晖

2016, 42(6):  153-164. 

摘要 ( 1162 )   PDF (757KB) (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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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仅是地方性知识，而且是族群性知识，这一观念是对“法律一元意识形态论”的一种否定，是以法律多元的立场开启了一种新的法律意识形态。法律的族群—地方性知识理念，为族群和地方的自治开启了法律的学理前提。地方性知识表明，地方自治主要是一个涉及区域—地理边界的概念；但族群性知识表明，族群自治又是一个必然涉及文化—社会边界的自治。这两种自治之间，有时候是统一的，更多的时候则是冲突的，因此，寻求在两者基础上构造一种复杂的自治体系，就是国家治理之必然。族群—地方性知识，及其所致的地方自治表面上是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国家统一可分为压制型统一和契约型统一。因此，族群—地方性知识及其必然所要求的地方自治，是推进国家契约型统一，实现国家有机团结的重要事实—理念基础。

新型智库：从提升公信力开始

孙道进

2016, 42(6):  165-172. 

摘要 ( 1181 )   PDF (619KB) (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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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是新型智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逻辑预设。在这个“消解权威”“祛魅专家”的年代，提升公信力，理应成为新型智库建设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为此，智库建设必须改革用人机制，严格管理制度；克服“恐权症”，远离“崇富病”；夯实专业基础，凝练学术方向；强化理论的应用性，诉求理论的通俗性；合作化相关部门，多元化主体参与；重塑学品人品，善用公共媒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