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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45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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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现代性”发展观念及其生存逻辑的深刻弊端与历史反思——新发展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创构

袁祖社

2019, 45(3):  1-9. 

摘要 ( 1405 )   PDF (511KB) ( 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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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以来人类精神生活之至关重要的主题性之思，无一例外是围绕着“发展与生活”的关系得以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理论的成果表明，一方面，由于深刻的“制度性因素”的嵌入，发展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过程）。制度蕴含着传统、理论、文化、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于其中，构成并实际规定着特定发展实践的边界、特质、模式和方向。脱离制度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抽象。另一方面，不同制度下的发展实践，客观上不断造就并实际带来对于生活本质、生活意义的差异化的主体性理解、选择与体验。就规范理性而言，不同的生活价值观无疑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处在新一轮文明转型与变迁时代的人类的制度变革与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具有时代性高度的前瞻性典型示范引领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新的方案。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应然性、规范性和超越性之价值属性论析

邓宏烈

2019, 45(3):  10-19. 

摘要 ( 1319 )   PDF (505KB) ( 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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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在新时代语境下，反思文化自信何以可能、何以实现、何以弘扬，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然性命题。树立文化自信，要回归文化本身，诉诸文化的核心尺度，从面向历史、时代、人民三个层面进行价值性反思。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应然性、规范性和超越性之价值属性，是高度文化自觉下开放包容文化品格的应然性结晶，是对引导人们思想道德观念所进行的规范性思考，是对人民走向更美好、更文明、更自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超越性展望。

论民族存在的相对性

周建新

2019, 45(3):  20-32. 

摘要 ( 1342 )   PDF (592KB) ( 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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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族，谁也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相反，如果说民族不是什么，人们却能够给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现有民族概念中包含的所有构成要素都不是绝对的，把民族绝对化是产生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行为的根源。因此，对民族概念要素的相对性加以剖析十分必要，民族存在相对性的理论观点，充分肯定了人类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真实性。民族相对性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不承认有绝对的民族存在，也不无限放大民族的相对性，坚定地认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是客观而普遍的，承认并尊重彼此的联系比刻意区分彼此的不同更加重要。这种认识有利于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团结、合作和友爱，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未来发展。

“打箭炉”：汉藏交融下的地名、传说与信仰

石 硕，邹立波

2019, 45(3):  33-45. 

摘要 ( 1715 )   PDF (688KB) ( 5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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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旧称“打箭炉”，是清初以来因边茶贸易兴起的一座汉藏共居的著名边城。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后，为增进与藏人的文化整合，围绕地名、人名及信仰进行了一系列主观建构：先是塑造“打箭炉”地名及附会诸葛亮“让一箭之地”传说，接着建构出“郭达将军”和“郭达将军庙”，最终发展出汉、藏民族“同祀共欢”的“将军会”。汉人所进行的一系列主观建构，遵循“借用”原则，在妥协、兼容和尊重藏文化特质基础上，通过“求同”途径达成“共享”，并将“共享”发展至信仰层面，实现与藏人的文化整合。这既是清代以来汉藏民族进行大规模文化整合的一个典型案例，同时对理解历史上乃至当今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也不乏启示与借鉴意义。

文化互动、地方社会与国家治理：腾冲傈僳族刀杆节叙事解读

高 朋

2019, 45(3):  46-55. 

摘要 ( 1233 )   PDF (755KB)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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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傈僳族的刀杆节传说，实际上是傈僳族民众将自身在清嘉庆和道光年间的经历，比附到明代中叶王骥身上，以纳入到腾冲的明代军户迁移历史中，是一种典型的“异时化叙事”。这种叙事，是傈僳族民众将云龙州的三崇信仰和腾冲地区对于王骥的历史记忆合二为一的结果。傈僳族民众创造这样的叙事，目的是为了获得地方社会的“先在性”，以此来对抗他们的直接统治者“抚夷”，进而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体制中的一分子。这种叙述的成功受益于国家对边缘群体独特的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实际上也可被视为历史上各个民族单位凝聚与分离的重要动因。

扩大人类学的艺术研究视野——以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为例

庄孔韶，范晓君

2019, 45(3):  56-64. 

摘要 ( 1222 )   PDF (534KB) ( 4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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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在当代艺术实践中成果累累。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内容、模式、理念等形成的历史，呈现了当代美术教育的文化背景。通过近年来对学院油画家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发现人类学跨学科介入美术教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当代美术教育中整体性理解的要点。第一，有助于发现和阐释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的生成过程；第二，关注调查对象所处的教育与文化环境之缺失，以及烘托艺术群体的改革呼声；第三，关注学院美术教学的观念与传承体系的涵化，这是对中国更广泛人群的艺术实践、艺术观念动态过程的探索。

“不受羁绊的人类学”——劳拉·纳德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及其贡献

张晓辉，王静宜

2019, 45(3):  65-71. 

摘要 ( 1407 )   PDF (508KB) ( 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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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纳德是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对法律人类学、人类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纳德在法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上有三个重要的贡献：提出了具有适用价值的西方社会研究进路，给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输入了活力；建构了纠纷过程研究和过程控制理论，对法律人类学研究由规则中心向过程中心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创新了和谐理论，为不同语境下的社会和谐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

转向个体实践取向的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研究探析

常 姝

2019, 45(3):  72-79. 

摘要 ( 1292 )   PDF (543KB) (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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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土“文化形式”对全球流通的“文化质料”进行灵活多样地解读与使用，是理解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并行发生、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维续生成的重要分析维度。这一分析最终要落实到以个体行动者特别是“关键行动者”的实践为分析单位和对象。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应借助人类学民族志田野研究这一有力的方法工具，加强对各国文化本土特色的了解与尊重，并借靠本土关键行动者的力量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在地融入。

“任何人”的人类学：面向“人类”研究与书写个体经验的新探索

赵 羲

2019, 45(3):  80-86. 

摘要 ( 1316 )   PDF (545KB) ( 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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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人类学是继写文化之后探索人类学发展方向的新角度，其认为，涂尔干及结构—功能主义对结构的研究，掩盖了个体行为的多样性，主张个体作为行动的源泉具备超越当前结构限制的能力，人类学家应关注个体行动者本身。通过描写个体对社会规则的阐释和运用，分析其应对困境的各项能力，观察报道人在同一文化体系表述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报道人在交往中的互动方式和自我实现等，展现报道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借此，“任何人”的人类学希望彻底走出科学-结构主义的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及意义

孙 懿

2019, 45(3):  87-92. 

摘要 ( 3546 )   PDF (1288KB) ( 1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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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的提出及意义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后，让我们的相关研究回归了正常轨道。而“中华民族是一体”的提出，应该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本质，以及进一步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愿望的起点和基础。

比较视野下新时代边疆治理职能定位研究

袁明旭

2019, 45(3):  93-102. 

摘要 ( 1249 )   PDF (524KB) (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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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从国家的边缘状态被推移到了全面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巨大场域前端，边疆治理被置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场域。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契合了边疆时空场域变迁的趋势，立足解决边疆地区多样性跨域性问题，实现对族际主义、地方主义治理取向的共生与超越。整体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需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边疆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差异，熟捻边疆治理的特征和在新时代所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促进边疆治理的转型发展。

我国西南陆地边境的虚空态势及其治理思考

尤伟琼

2019, 45(3):  103-109. 

摘要 ( 1342 )   PDF (476KB) ( 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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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虚空特指在国家边界线内侧一定范围内的复杂和过渡空间区域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景况，显现为实体存在和精神文化的整体削弱趋势，是一种区域性的发展态势描绘。从中观的区域层面观察，我国西南陆地边境的虚空态势表现为，人口外流，产业虚无，因公共服务缺乏等，使得我国西南陆地边境虚空隐忧日增，呈现出绝对虚空与相对虚空并存、显性虚空与隐性虚空同在、暂时虚空与永久虚空相连的发展态势。在现实中，西南陆地边境虚空受到客观环境、社会经济、国家格局和邻国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需要从制度构建、经济脱贫、意识转变等诸多层面形成治理思路，从而对该问题形成深入系统化认识，在满足边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同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战略目标。

中外古地图与海上丝绸之路

李孝聪

2019, 45(3):  110-124. 

摘要 ( 1231 )   PDF (9556KB) ( 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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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海上交通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地图对地理要素反映的直观性，因此与文本相比，能更为清晰地展现联系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及其演变，甚至贸易往来。不仅如此，这些古地图还清晰地反映了古人对海上岛屿的认识的形成过程，由此可以证明中国对黄岩岛和西沙群岛所拥有的主权有着明确历史依据。

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制图六体”经典地位的塑造——史学研究中分析“历史认知”形成过程的重要性

成一农

2019, 45(3):  125-132. 

摘要 ( 1210 )   PDF (497KB) ( 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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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制图六体”自古至今在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叙述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其并没有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被广泛应用。因此可以认为，其在叙述中重要地位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其在地图绘制中的影响力，而是因为其提出者裴秀和《禹贡地域图序》。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在历史形成过程中，主观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认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模式与绩效——基于农村与国有农场两类经验的比较

桂华

2019, 45(3):  133-141. 

摘要 ( 1199 )   PDF (444KB) (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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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是改善经济绩效的重要手段，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以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主要通过国家政策调整的方式实现。以第二轮土地承包为契机，国家政策干预从基本经营体制方面，深入到农村集体内部的地权配置上，打破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土地承包自主合约关系，走上了强制性制度变革模式。在较少的政策干预下，国有农场自经营体制变革以来，一直保持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模式，农场内部的资源配置通过自由协商完成。国有农场基于自主合约完成的地权配置，在农业生产和资源配置方面皆具有优势。国有农场的土地制度安排，构成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参照。

从残缺到系统：中国老年护理专业化发展研究

任杰慧

2019, 45(3):  142-149. 

摘要 ( 1214 )   PDF (654KB) ( 4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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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4千多万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既考验着政府、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能力及爱心，又是老年人护理问题研究的重点。只进行基本生活照料的家庭保姆式护理，不能满足这部分老人多层次系统护理需求，但专业老年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又严重缺乏。针对老年护理人员专业知识匮乏及残缺的护理现状，北京C养老机构以人为本，运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构建老年护理系统培训和系统护理的体系进行了有益尝试。需要注意的是，老年护理专业化发展应被置于当代中国养老事业中进行宏观系统考察，同时增进政府功能，增加科技含量，构建机构、社区和家庭老年护理的多样结合体系，也是较为积极有效的措施。

论庭审笔录补正对民事庭审之冲击

程 龙

2019, 45(3):  150-157. 

摘要 ( 1368 )   PDF (426KB)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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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书面辩论意见的情况在民事诉讼实务中多有发生。当事人在全盘了解对方当事人“底牌”和法官裁判思维的基础上，可以更为全面、准确发表辩论意见，而法官也需要以此辅助裁判观点和理由的形成。因此，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最终书面辩论意见，成为了法官和当事人“合谋共赢”的产物。从民事诉讼法理上看，该做法对辩论原则、庭审实质化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与我国民事诉讼庭审实质化尚未有效形成、庭审笔录法律定位不清和庭审笔录补正缺乏法律约束密切相关。有鉴于此，应当强化庭审实质性，明确庭审笔录的法律定位，对庭审笔录补正进行有效约束，杜绝庭审笔录补正形式的书面辩论意见。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基本问题探析

于定明

2019, 45(3):  158-165. 

摘要 ( 1203 )   PDF (422KB)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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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范围应包括所有在入市时符合建设用地规划的土地，与其原来是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或耕地无关。从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出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应采取直接入市模式。在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模式下，政府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等制度，可以有效保护耕地和调控土地市场。政府通过税收方式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既可以减少改革阻力，又可以合理调节贫富差距。

一己之“见”：西方写实绘画的视觉机制与哲学反思

刘连杰

2019, 45(3):  166-172. 

摘要 ( 1259 )   PDF (474KB) ( 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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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学界，将西方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之后到19世纪60年代印象主义之前的绘画概括为“写实”绘画，强调透视、解剖、光影等造型原理和手法，认为这是“要取纯客观的态度，不许有丝毫主观的偏见搀在里头”。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西方写实绘画将绘画的衡量标准从事物本身转向了视网膜映像，造成了写实标准的错位。透视法封闭于自身的锥形空间之中，巧妙地将所有其他可能视点浓缩于唯一视点中，甚至容不下画家和观者自身的另一只眼睛，成功地拒绝了他人视点的介入。其中所隐含的极端个人主义哲学，将绘画带入唯我论的泥淖，成为表达主观视觉趣味的一己之“见”，最终偏离了写实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