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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45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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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三十而立——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与展望

周大鸣

2019, 45(4):  1-12. 

摘要 ( 1312 )   PDF (532KB) ( 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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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既受国外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也源自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驱使。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30余年。期间，都市人类学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反思，使学科体系日渐完善。研究主题涉及学科理论与方法思考、城市人群研究、乡村都市化研究、城市化问题研究等，呈现多元化特点，也凸显了中国研究的特色。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在延续，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在继承中有反思、批判，未来既要传承，也要创新。都市人类学在未来仍然需要继续推进传统研究，同时，要注意把握新时代都市化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使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玛丽·道格拉斯的风险研究及其理论脉络

黄剑波，熊畅

2019, 45(4):  13-21. 

摘要 ( 2496 )   PDF (560KB) ( 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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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以其《洁净与危险》《自然象征》名世，还开创了风险的文化研究。她批判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看待风险的偏见，认为并不存在一种科学中立的、不受政治影响的风险观念。在此基础上，她运用跨文化比较，探究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与选择如何被社会建构。同时，她也关注风险的归责问题，试图揭示风险的道德与政治意涵，以及个体决策的深厚制度基础。将道格拉斯的风险研究置于其整体理论脉络中梳理，不仅能够明晰其理论价值，亦能对理解当下中国的风险问题有所增益。

知识谱系的构建与人类智慧的分享：聚焦中国边境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马翀炜

2019, 45(4):  22-32. 

摘要 ( 1352 )   PDF (559KB) ( 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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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民俗文化，即民众的知识。知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主体相关，其生产、使用、传播以及接受等都具有社会性。知识是地方性的，因而也是未完成性及开放性的。非遗制度是一种国家主导的知识谱系构建。国家级名录中少数民族非遗项目所占比重很大，正说明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因其组成的多元而具有多样性的文化。通过国家主导的赋权制度，差异性存在的地方知识获得了同样的身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内地—边疆文化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方面的差距。边境地区非遗与内地非遗具有共同发展的耦合关系，与他国边境地区的文化也可能形成良性互动的耦合关系。双重耦合关系使文化共生关系有可能建成并有益于人类智慧共享。

社会区分、强力并接与资本亲和——人类学视角下的小青柑茶

谭同学

2019, 45(4):  33-41. 

摘要 ( 1325 )   PDF (612KB) (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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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柑茶是市场周期资本“内卷化”拼凑的产物。其经济叙事依赖诗性逻辑，而其品味的社会建构与区分机制，则切中了当代中产阶层上班族的“痛点”。在此过程中，不同“地方知识”的边界被强制打破、粗暴并接。这表明，市场从社会“脱嵌”后，并不必然伴随有效的社会“自我保护”，相反在资本“强力并接”作用下，人与物可能转向缺乏“文化自觉”的“资本亲和”。

城乡认同与“原生态”农产品的在线销售——“互联网+”创业、媒介实践与私人生活的商品化

曾国华

2019, 45(4):  42-51. 

摘要 ( 1084 )   PDF (524KB)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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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背景下从事“原生态”农产品在线销售的个体创业者，通常会通过展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销售者的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来展现和确证所销售农产品原生态的“原真性”，以吸引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消费者。这些销售策略呼应了城市居民对于食品安全的潜在忧虑，从而使得城市居民愿意溢价购买。与此同时，这些策略需要精心地再现和强化既有的城乡认同以及阶层想象图景，才能够获得城市消费者的认可。由此可以讨论，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的技术与社会可供性（affordance），可能已经进入了一种含混（obfuscated）的状态——数字媒介和电商平台在为普通用户提供便捷的创业机会的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复制并强化既有的社会区隔和分化机制。

谈情说异：乔健人类学研究的情感面向与田野反思

李 菲

2019, 45(4):  52-64. 

摘要 ( 1151 )   PDF (706KB) (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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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后现代反思与转向后“情感人类学”和“实验民族志”的兴起，乔健人类学研究中的情感面向，并非是学术思辨和范式更迭的结果，而是一位华人人类学家包容生命感悟与自我观照的“身心经验”和“生命内省”。由抒怀、写情的田野书写到共情、共在的立场反思，乔健将其漂泊的个体生命史、深沉敏感的文学才情、参与经验的田野体悟，以及以人为本的学术追求交融一体，使“情”在其人类学生涯中成为持久而深沉的内在脉络，最终由隐而显，在晚年汇聚为“谈情说异”的跨界学术探索。

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四川边茶贸易及运输

刘志扬

2019, 45(4):  65-77. 

摘要 ( 1310 )   PDF (693KB) ( 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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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之间的雅安、名山、天全、荥经、邛崃、灌县、崇庆、平武等县，是销藏茶叶的重要产地。自宋代茶马贸易重心从西北南移到四川以来，四川边茶的产量不断增长。但限于川藏间道路的险峻遥远，以及奔腾汹涌的大渡河的阻隔，川边茶的贸易一直圉于大渡河以西的雅、黎、碉门、岩州一带，均为藏民前来买茶而后运往藏地销售。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西炉之役”后，清政府将雅砻江以东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下，特别是1702年泸定桥的修建，打通了雅安至打箭炉（康定）的通道，作为川边茶贸易重要集散地的打箭炉也由此兴盛。自1700年清兵占领打箭炉至1950年代初雅安到康定的公路开通，开启了汉藏结合的茶叶运输历史，即由汉人背夫自雅安背茶到打箭炉，再经打箭炉由藏人用骡牛驮茶入藏的，长达250年之久的藏茶之路新历程。

傣族祭寨神仪式空间的排他性

何庆华

2019, 45(4):  78-85. 

摘要 ( 1301 )   PDF (635KB) ( 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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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祭寨神仪式期间，傣族人物理的现实时空进入宗教的神圣时空，使村寨形成一个封闭的神圣空间。相对于村寨空间，寨神居住的寨神林空间在宗教体验上则更具神圣性。祭寨神仪式空间把佛和寨外排除在外，寨神林把寨内的女性排除在外。村寨内外、寨神林内外的空间安排，反映了傣族祭寨神仪式空间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充分体现了集体表象的功能。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

范建华，秦会朵

2019, 45(4):  86-96. 

摘要 ( 1644 )   PDF (507KB) ( 3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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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智慧源泉和内生动力，是基于当下我国乡村文化日趋衰落现实的自我觉醒与积极应对，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复兴。乡村文化振兴的基本内涵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乡土文化的极大弘扬，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体系，为世界文化多元性提供中国样本。应全面系统分析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积极探索乡村道德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方式、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强化乡村传统文化生产性保护，是构建完善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

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的优化分析

刘 畅

2019, 45(4):  97-103. 

摘要 ( 1273 )   PDF (423KB) ( 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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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腐败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治理目标和法律体系等构成。西方国家腐败治理体系由于权力监督制约的具体特点不同，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社会参与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腐败治理则大致经历了运动型、法制型、依法惩治型、制度型、治理型等主要阶段并不断发展完善，但重管理轻治理、重惩罚轻预防、重立法轻成效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新时代新阶段，腐败治理体系也亟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优化，治理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手段突出预防和保障，治理机制体强化协调和统一，法律体系彰显中国特色。

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重逻辑

邓玉函

2019, 45(4):  104-110. 

摘要 ( 1393 )   PDF (485KB) ( 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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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在于文化自信，其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中华文化自信、民族文化自信为基本内容，内涵历史、情感、道路三重逻辑。具体讲就是构筑平等互助、团结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彰显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认同，尊重、保护、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多样性，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民族团结进步。应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迈入新阶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贡献。

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钞晓鸿

2019, 45(4):  111-120. 

摘要 ( 1342 )   PDF (534KB) ( 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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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借鉴生态学等理念与方法，从历史的语境和生活环境来考察人与自然 之间的互动和历史联系，其中自然与历史互为理解条件。环境史对于历史学变革的意义突 出地表现在：显著地拓展了历史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完善、深化了历史解释，在历史发展 的评判之中增加了生态考量；历史研究在以往思辨性、分析性的基础上，因环境史而部分 地具有了实验性、科学性。为推动环境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开拓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之 路，当前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值得考虑：一是从呼唤环境史重要，到以研究成果来体现其重 要；二是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史，回归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三是从呼吁跨学科研究，到落 实跨学科实践；四是从向国外学习，到发挥本土的学术优势与自主性。

西南联大史学研究的成就与取向

袁国友

2019, 45(4):  121-131. 

摘要 ( 1397 )   PDF (514KB) (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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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在滇办学期间，联大历史学系教师在通史撰著、断代史研究、宏观史论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写出了《国史大纲》《中国史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清史探微》《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经典学术名著。与抗战前北大、清华的史学研究特点相比较，联大史学研究在学术取向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研究选题上，从注重专题考证走向微观实证与宏观通论相结合；研究方法上，从崇尚考据走向考据、综合并用；研究目的上，从求真为主走向求真与致用并重。联大史学研究取向的转变，既是抗日救国的时代大潮影响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自五四以来中国史学自身演进发展的必然取向。

唐代契约的动态考察——以《赵江阴政事》和《李娃传》为中心

李效杰，陈长征

2019, 45(4):  132-139. 

摘要 ( 1289 )   PDF (601KB) (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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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江阴政事》中东邻与西邻订立的“契书”、《李娃传》中东凶肆与西凶肆邀立的“符契”，再现了唐代特定契约的完整过程。订立契约的前提是当事人的现实需求，当事双方就契约的细节进行谈判是订立契约的第一步，把谈判结果文字化并核实无误、当事双方及保人或见人签押，契约便正式具有了法律效力。如果契约能够顺利履行，官府一般不会过问；而一旦出现违法、违约行为，官府要依据双方订立的契约和国家法令进行处理，对违法行为以惩治为主，对违约行为则以调解为主。契约在唐代民间经济活动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唐代商人具有较为普遍的契约意识。

论丝路审美文化的属性特征及其范式论意义

张 进

2019, 45(4):  140-147. 

摘要 ( 1222 )   PDF (540KB)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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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审美文化”广义上是指与丝路相关联、缘丝路而生发、因丝路而熔铸的，体现于物质、图像、文学、行为（活态）、创意等领域的现象和产品中的文化。在“丝绸之路”这个广袤深邃的历史地理空间中，审美文化的流通，构成了一个复杂宏大的“多元系统”，穿梭渗透于人类文化的各个分支，正会通集聚为知识生产和资本分配的新场域，以其“歧感共通性”“活态空间性”“熔铸生成性”“历史物质性”“事件流动性”和“融通生产性”等属性特征，在民心相通、人文化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发挥基础功能与枢纽作用。“丝路审美文化”是美学研究对象，也是涵摄了世界观、思想理论、方法手段和价值准则的，能对对象进行重构和系统“深描”的研究范式。

审美治理与当代社会

向 丽

2019, 45(4):  148-154. 

摘要 ( 1321 )   PDF (505KB) (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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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审美和艺术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审美治理将审美和艺术作为一种智性活动，织入“治理”隐秘而精妙的机制之中，它并非完全被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规制，而只是“编织”。审美治理作为一种斡旋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基本层面的活动，其内在的机理在于主体自身的革命。随着感知结构的溶解与习性的变迁，治理在改变人的机械性和本能性中真正地运转起来，它旨在给予一种新的审美配方，重构人的感知结构，从而搅拌出一个新的感觉共同体。在此意义上，审美不再局囿于艺术作品及其活动，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感知经验。

批判与治理——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两条路径

张良丛

2019, 45(4):  155-161. 

摘要 ( 1244 )   PDF (471KB) ( 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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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历史中，批判理论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推动了理论体系的有序演进，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标志性话语系统。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被长期忽视的治理话语系统开始慢慢进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的视野。作为文化治理体系核心部分的审美治理，亦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另一个生长点，展现出值得深入开掘的空间。从整体上看，审美批判和审美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两条基本路径，二者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并行不悖、相互依赖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系必须同时包含二者，在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建设性理论的话语系统。

语言学视野下中西思维模式对比研究

刘志成

2019, 45(4):  162-172. 

摘要 ( 1421 )   PDF (519KB) ( 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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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这是语言学中至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从英、汉两种语言的逻辑特性及两类人群思维的方式来看，语言与思维不仅密不可分，而且语言特点与相应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民族的语言特点，就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反之亦然。由于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语言是体验的，亦说明思维是体验的。由于英、汉语言与思维起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因此，英、汉语言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片面性，恰好反映了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对西方思维的影响。此外，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观点在解释语言的体验性、语言与思维关系等方面，同样具有不可置疑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