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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第43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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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绘画人类学的学理、解读与实践—— 一个研究团队的行动实验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７ 年）

庄孔韶

2017, 43(3):  1-9. 

摘要 ( 1698 )   PDF (588KB) ( 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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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世纪末至今的 ２０ 余年间， 中国人类学家和油画画家师生一直在联合探索绘画人类学的一些重要研究路径 （这也是多年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平行探索实践）。 这支艺术研究团队的实践活动， 从通常的人类学参与观察与文化诠释， 发展到人际的、 跨文化的、 跨学科的与技法的深度理解与互动。 其中， 对绘画的人类学创意和人类学的绘画解读， 以及文化、 思维与哲学的绘画展示包含着何种概念活动， 是他们探索与研究的要点。

人类学与中国宗教研究

黄剑波

2017, 43(3):  10-17. 

摘要 ( 2341 )   PDF (520KB) ( 1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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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历来就关注宗教问题， 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当然也会关注中国宗教问题。 长期以来， 西方人类学对中国宗教的研究， 是将中国与中国宗教作为他者而研究。 在这种汉学 （或中国） 研究范式下， 他们的中国宗教研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透过宗教，理解中国及中国社会。 中国学者的中国宗教研究主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学科进路： 宗教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与人类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 不同于前者旨在认识宗教本身的是， 人类学进路的中国宗教研究更多的是以宗教为切入口， 文化、 社会才是其真正的关怀。 人类学的中国宗教研究应同时关怀到宗教、 人类学、 中国三个维度， 将宗教视为生活中的宗教，观察宗教信徒具体如何实践宗教， 如何形成对宗教的理解， 以期呈现更为普遍性关于宗教、 关于人性的探讨和认识。

艾滋病宣传教育中的恐吓策略及其危害

张有春

2017, 43(3):  18-24. 

摘要 ( 2375 )   PDF (511KB) ( 10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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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疾病与健康问题的大众宣传教育中， 各种不同的说服策略被开发利用， 而所有策略的核心， 无非是改变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在这些策略背后， 为达到教育目的而隐含的 “恐吓策略” 普遍存在。 在我国的艾滋病宣传教育过程中， 恐吓策略一度被推到极致。 人们在接受宣传教育后， 一方面产生了对艾滋病的极大恐惧， 另一方面出现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道德化拷问与歧视。 恐吓策略对个体、 社会及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危害与影响， 但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性别与身份：中国大陆妇产科医患冲突的一个分析维度

刘宏涛， 蒋 睿

2017, 43(3):  25-37. 

摘要 ( 1898 )   PDF (738KB) ( 1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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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冲突已成为公众议题， 学者在医患沟通等主题下展开了广泛探讨。 妇产科诊室因其医患冲突高发而进入研究视野， 在性别与身份的视角下梳理前人研究和近 １５年来媒体对妇产科里医患冲突的新闻报道， 可以探研出医患双方在性别与身份问题上认知与行为的差异及其成因。 研究发现， 由于医患双方在医疗情境与日常情境的混融下进行着互动， 医生在医疗实践中排除了性别， 但将日常性别规范投射到医疗情境中的患者却把性别带到了诊室。 这是不同社会规范之间的交战， 或许患者在医疗情境中重构自我认同才是良策。

澳大利亚原住民健康问题研究： 社会事实与政策困局

韩俊红

2017, 43(3):  38-45. 

摘要 ( 1840 )   PDF (541KB) ( 35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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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住民健康水准和预期寿命整体上明显低于非原住民。 面对这样一种社会事实， 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行旨在弥合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健康差距的专项社会政策， 即针对原住民的 “健康计划”。 原住民健康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决定因素， “健康计划” 成为国家政策是社会运动的产物， 但 “健康计划” 执行至今， 明显存在效果不佳的问题。 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原住民文化的整体性、 进一步激发原住民群体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动性， 以促成 “健康计划” 既定目标的如期实现。

对中华民族 （国民） 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 顾颉刚到费孝通

李大龙

2017, 43(3):  46-56. 

摘要 ( 1876 )   PDF (612KB) ( 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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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摆脱 “民族国家” 理论， 可以在主权国家 “国民” 的视阈下， 对梁启超、顾颉刚、 费孝通关于 “中华民族” 的阐述进行评析。 三位学者对 “中华民族” 的界定虽然有异， 但三位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相同的。 梁启超将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到清代和民国的结果命名为 “中华民族”， 顾颉刚和费孝通在认同 “中华民族” 的基础上， 对其属性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 但无论是顾颉刚所言 “无形中”， 还是费孝通对顾颉刚 “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 观点的进一步阐述， 都各自既有合理性， 也有待完善之处， 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 从引发的讨论看， “民族” 只是表象， 实则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 而 “民族国家” 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及带给中国的影响， 则是引发争论的关键。 讨论进而提出： 摆脱 “民族国家” 理论的束缚， 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 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迭和人群凝聚交融轨迹的话语体系， 不仅是迫切的现实需要， 也是学界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反思与检讨： “中华民族共同体” 研究规范化的若干基本问题

王 平

2017, 43(3):  56-63. 

摘要 ( 1943 )   PDF (507KB) ( 7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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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冲击， 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凝聚力建设， 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应辨析 “中华” “华夏” “民族” 等概念， 进一步厘清 “中华民族” 的涵义演变过程， 准确把握 “中华民族” 的 “狭隘化” “他者化” 和 “虚无化” 等错误倾向的实质。 同时应强调，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 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华民族意涵分析及其可能限度

张会龙， 冯育林

2017, 43(3):  63-70. 

摘要 ( 2107 )   PDF (523KB) ( 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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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 是一个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 自其产生伊始， 就成为社会各界竞相关注与讨论的对象。 如何根据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需要准确界定中华民族的意涵， 至今仍是理论研究和民族政策制定的重大议题。 一般看来， 民族不过是人的类生活本质不够完善的共同体存在形式。 然而， 中华民族的意涵却应国家发展所需被寄予了更高的期待。 从类型学角度和共同体形态分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具有历史文化形态属性、 社会联结属性、 精神—命运属性， 更具有政治建构属性。 由于共同体本身固有的政治悖论， 使得共同体视阈下认知中华民族， 须在发掘其丰富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涵的同时，进一步厘清其中的可能限度和内在困境， 以达到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认知目的。

刻板印象与老年歧视：一项有关公益海报设计的研究

景 军， 李敏敏

2017, 43(3):  71-77. 

摘要 ( 1806 )   PDF (543KB) ( 1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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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海报常被用于社会动员， 海报中的视觉呈现是一种社会印象的集中体现。 四川美术学院曾举办过三次以关爱老年人为主题的高校学生公益海报设计创意大赛，以 ６００ 多幅获奖和提名获奖作品为素材， 可以集中讨论老年人形象的视觉化呈现。 经定量和定性分析发现， 以负面消极的老年人形象和悲惨生活境遇作为艺术表现方式的海报占这些作品的大多数， 而以正面积极和健康阳光的老年人形象作为创意手段的作品十分缺乏。这一发现说明， 刻板印象极大地影响着海报设计者对老年人和老龄化过程的理解， 同时也说明即便以悲悯情怀为依托的老年人形象塑造， 也会受制于认知的片面性， 从而有可能为偏见的蔓延和歧视的滋生提供条件。 由此引发出一个深刻并具有广泛意义的警示， 即是关爱老年人的社会行动， 虽然需要深切地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困境和身心健康问题， 但不能以放弃积极老龄化的必要性作为代价。

文化转型视域下的社会风气——文化转型研究之三

周大鸣， 龚 霓

2017, 43(3):  78-85. 

摘要 ( 2069 )   PDF (557KB) ( 9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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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经历的一系列变革也影响到了社会风气。 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以及受此影响提出的文化转型概念可作为社会风气研究的重要视角。 文化转型视角下， 以伦理、 道德、 乡规民约为核心的 “礼制” 社会的传统中国逐渐转变为以科层制为基础的都市社会。 这一过程还带来了市场经济对于 “脱嵌” 的需求和传统 “伦理经济” 之间的矛盾。 个体的觉醒以及私人生活的变革带来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不适应也成为社会风气转变的重要原因。 将文化、 经济、 传统和社会进行再度整合， 将是解决当前社会风气问题的重要途径。

“村中城” ： 一种乡村都市化类型的研究

杨小柳

2017, 43(3):  86-93. 

摘要 ( 1876 )   PDF (503KB) ( 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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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对乡村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城中村。 “村中城” 也是乡村都市化的另一种重要类型而理应得到关注。 民乐地区发达的丝织业传统以及便利的水运资源使得它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９０ 年代的社会发展中快速获得成为 “城” 的基础， 但经济发展方式及城市规划的改变使得它又逐渐沉寂下来， 成为具有稳定的空间结构、 地方化的经济网络和传统主义的社会整合体系， 被村庄围绕的 “村中城”。 以民乐社区为代表的 “村中城” 发展实践表明在特定地区分散性的乡村都市化不是一种过渡阶段， 而是一种稳定持续的都市发展方式。

西江苗寨景区组织冲突的时空分异研究

胡 莹

2017, 43(3):  94-97. 

摘要 ( 1587 )   PDF (345KB) ( 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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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苗寨景区的组织冲突是一个时空交错的动态发展体系。 时间上体现核心冲突从 “社会冲突” 到 “经济＋社会” 冲突的复合性变化； 空间上体现片区之间由于资源差异导致的不均衡发展所产生的冲突空间差异。

叙事学前沿探索

谭君强

2017, 43(3):  98-98. 

摘要 ( 2012 )   PDF (190KB) ( 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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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听、 灵听与偶听——试论叙事中三类不确定的听觉感知

傅修延

2017, 43(3):  99-110. 

摘要 ( 2059 )   PDF (901KB) ( 1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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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作品中的幻听、 灵听和偶听源于听觉感知的不确定性， 这三类不确定的“听” 分别处在真实性、 可能性与完整性的对立面上： 幻听的不真实在于信息内容的虚假； 灵听的不可能是由于信息交流的渠道过于离奇； 偶听的不完整缘于信息的碎片化。 就不确定的程度而言， 幻听甚于灵听， 而灵听又甚于偶听。 感知的不确定必定造成表达的不确定， 但迷离恍惚的听觉事件往往能使文本内涵变得更加摇曳多姿， 带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咀嚼意趣。 不仅如此， 这类不确定的 “听” 还能为故事的始发、 展开和转向提供动力， 对人物性格的凸显与作品题旨的彰明， 亦有画龙点睛般的贡献。 对幻听、 灵听和偶听进行系统的梳理辨析， 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讲故事艺术的丰富与微妙。

时间与抒情诗的叙述时间

谭君强

2017, 43(3):  111-121. 

摘要 ( 2389 )   PDF (688KB) ( 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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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人类最为切近的生命体验， 也是中外古今文学作品表现的重要母题。在叙事理论研究中， 包括中国传统的叙事研究在内， 对于叙事类作品， 尤其是叙事虚构作品的时间表现， 已有了长足的进展， 而对抒情诗歌时间表现的探讨， 则涉足甚少。 从跨文类叙事学研究的视野， 可以透视抒情诗的叙述时间。 抒情诗存在着可与叙事文本类比的 “事件”， 并展现出时间性与序列性， 只不过是以与叙事文本有所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以叙事理论时间分析的时序、 时长、 频率三重关系作为入口， 可以勾勒抒情诗叙述时间表现的基本状况， 这种状况在中外抒情诗中普遍存在。 对这一内在的叙述时间关系的揭示， 将有益于对抒情诗歌的理解和鉴赏， 也可以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思考叙事文本的时间表现。

质性研究与叙事学分析的有效对接——以 《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的分析为例

陈 芳

2017, 43(3):  122-127. 

摘要 ( 1777 )   PDF (463KB) ( 7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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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与作为人文科学的叙事学研究， 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可以相互结合， 有效对接。 质性研究与叙事学分析在诠释学的理论基础、 整合性的研究价值、 主体诠释的研究视角等三方面， 都存在着互相借鉴的基础。 因此， 叙事学分析可以为质性研究提供更为细致的方法论参考， 而经典文学文本的叙事学分析， 也可以为质性研究提供相应的研究训练和能力提升。

刑罚何以正义？——以天津 “摆摊打气球案” 为例

高 巍

2017, 43(3):  128-140. 

摘要 ( 1942 )   PDF (664KB) ( 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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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天津 “摆摊打气球案”， 法学理论界、 实务界及社会公众对于刑罚正义的问题争议颇大， 争议的焦点在于刑罚正义与否的评价标准。 法政策学上的刑罚正义可区分为两个层面： 刑罚设置的正当性； 个案刑罚裁量的效益性。 法教义学上的刑罚正义则分为三个层面： 作为刑罚发动前提的实定法上成立犯罪； 法定刑幅度的确定； 宣告刑的权衡。 具体到天津 “摆摊打气球案” 中， 法政策学上该案的非法持有气枪行为不应当由刑罚规制， 且该案的定罪量刑也不符合效益性原则。 在法教义学立场， 该案中不存在实定法意义上的枪支， 不成立非法持有枪支罪， 且该案二审的量刑依据也有不妥当之处。

基层法律援助的困境及其理念重塑

李婉琳

2017, 43(3):  141-146. 

摘要 ( 2099 )   PDF (437KB) ( 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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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在基层体现得最为突出， 因为一方面基层要直接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另一方面基层法律援助资源供给的不足又影响着法律援助的活动。 基层法律援助关系中不同主体对法律援助的不同考量， 导致了 “行动中的法律援助”形成了多元规则， 并建构了基层法律援助的多维 “半自治社会领域” 空间， 从而使基层法律援助的结构形成了错位的格局。 从 “半自治社会领域” 中行为、 规则、 结构的关系来看， 法律援助中的各方主体应重塑以受援人合法利益为本位、 理性回应援助需求、 以援助品质为核心的三重援助理念， 使基层法律援助活动突破当前的瓶颈。

论生态自由的先在性

曹孟勤， 王 萌

2017, 43(3):  147-153. 

摘要 ( 2212 )   PDF (428KB) ( 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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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之命题， 虽然为人在社会面前的自由争取到一块地盘， 却根本否认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 认为人在自然王国里完全被生物法则所支配， 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康德这一命题的要害之处在于， 为现代人掠夺自然的不法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辩护。 因此， 要证明保护自然环境具有道德合理性与生态正当性， 就必须首先破除康德在自由王国与自然王国之间制造的鸿沟， 不仅阐明自由能够进入自然王国， 更须澄明人在自然面前的生态自由优先于人类的任何其他自由。 保证生态自由对其他自由的优先权， 才能避免人对自然的盲目性， 避免社会自由对生态自由的殖民化，使人真正逍遥于天地之间。

天人合一： 生存智慧及其生态维度研究

包庆德

2017, 43(3):  154-159. 

摘要 ( 1880 )   PDF (479KB) ( 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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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的生态和伦理范畴， 也是古代精神文化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其所蕴含的基本生态理念包括： 人与自然在农业实践中的同源性、 自然生态律的至上性、 人道与天道的同步性、 情境融合的贯通性， 从而建构起了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的框架。 学界将天人合一理念置入儒家、 道家的语境中加以展开， 并与天人二分进行对比分析和讨论， 使得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与具体生态原则在不同维度呈现出来。 在应对现代社会所面对的复杂环境问题的当下， 天人合一在矫正思维方式、 补充可持续发展观念、 发展与本民族文化条件相契合的生态伦理学和环境哲学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意义。

变化世界中的全球变暖及其治理困境——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气候治理逻辑

郁 乐

2017, 43(3):  160-166. 

摘要 ( 1624 )   PDF (534KB) ( 8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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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会议之后全球变暖的治理方案与行动中， 虽然风险心理与预警原则是减排行动的基石， 但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 政治动荡与化石能源价格的连锁变化， 世界各主要国家与人民的关切也发生了明显转移， 气候治理的紧迫性与可行性以及全球集体行动的约束条件与利益期待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经济的减速， 煤炭、 石油与天然气的价格在可见的未来将维持低位， 必然推动化石能源消费的增加。 这一趋势将决定性地影响着全面减排的前景。 事实上， 努力治污， 适度减排， 通过发展经济来最终提升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才是真正审慎可行的选择。

休闲农业的多维思考

陈良兵

2017, 43(3):  167. 

摘要 ( 2148 )   PDF (473KB) ( 1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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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源于农业直接取法自然的本真属性， 体现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想。 休闲农业倡导将休闲作为回归自然的消费行为的理念， 是对 “物质利益诱惑与社会关系异化” 的批判。 休闲农业追求诗意地回归自然的审美境界， 是实现现代农业克服工具理性下的异化现象， 回归其审美价值的必由之路。 休闲农业继承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基因， 受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