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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第43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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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中国走廊学发凡— —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

赵旭东，单慧玲

2017, 43(2):  1-11. 

摘要 ( 1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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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 费孝通提出 “藏彝走廊” 概念， 最初是为从宏观上看各个民族的演变、 进而进行民族识别， 后来逐渐将其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 希望以 “藏彝走廊” 为中心重建南方丝绸之路， 发展西南民族经济。 其后， 中国人类学、 民族学界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走廊。 现今， 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日渐兴起， 中国人类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国外； 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已经提出， “一带一路” 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 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 无论是海外民族志研究， 还是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 都为走廊学从对概念的定义与范围的界定走向实地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从 “社会分工”角度研究中国民族问题

吴楚克， 朱美姝

2017, 43(2):  12-18. 

摘要 ( 1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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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 是理解人类政治制度产生和发展的钥匙， 也是分析一个社会运动发展是否合理、 进步和科学的基本尺度。 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 科学地分析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实际， 才能实事求是地把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目标与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真正结合起来。

独龙江地区独龙族聚落空间变迁及其重构

尤伟琼

2017, 43(2):  19-25. 

摘要 ( 12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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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空间包括有形的地域空间和无形的信仰与习俗空间。 由于地理历史条件特殊， 独龙江地区独龙族聚落空间具有系统研究的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由于独龙江地区交通不便及散居的状况， 独龙族以原始信仰为主且相互交流少， 未形成教义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独龙族的空间聚落由散居变为聚居， 国家力量介入成为构建和维系聚居的主要力量， 公社结构塑造了村落化的聚居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力量从村落生活领域迅速退出， 使得尚未成熟的独龙族聚落空间出现缺位， 基督教在独龙族居住区加速传播。 随着近年交通方式的便捷化， 独龙族聚落空间变迁较大， 大规模和多样性外来人口的进入， 也使得该地聚落空间迅速多元化， 国家力量与宗教力量在这一地域空间中形构了两种意义系统。 面对空间特性这些变化， 探讨组织型、 事件型和点场型等聚集形式的优势， 可以为未来构建独龙乡聚落空间新秩序作出经验梳理与理论思考。

边疆民族地区民办教育相关问题研究

薛勇军， 杨 林

2017, 43(2):  26-30. 

摘要 ( 1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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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 边疆民族地区民办教育自身办学的种种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解决边疆民族地区民办教育存在的相关问题， 提高边疆民族地区民办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边疆民族地区民办教育存在的相关问题主要有： 教师队伍结构不稳定、 教学管理服务模式落后、 欠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办学缺乏民族文化特色。 解决边疆民族地区民办教育存在的相关问题的主要建议是： 提升教师队伍的质量和水平、 创新教学管理服务模式、 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办学体现民族文化特色。

微信研究之“微探”

刘 谦

2017, 43(2):  31-31. 

摘要 ( 1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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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族志：XT水灾的微信民族志构想

刘忠魏

2017, 43(2):  32-45. 

摘要 ( 1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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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学网络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创新， 由 “界面”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限定的“微信田野” 和田野工作成为理解这一议题的关键， “微信界面” 的建构， 有望实现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突破。 就 ＸＴ 水灾的研究而言， 因为有 “微信田野工作” 的支持， 人类学有望突破传统田野工作和相应的民族志书写的诸多限制， 从而以新的视角和技术路径认识他者、 反思自我。 由此也可提出， 事件即信息， “行动与事件 ／ 信息之纠缠” 是网络社会互动的核心机制。 以信息技术发展和信息社会为基础的 “界面” 的扩张、 聚合和变形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世界， 田野、 他者以及研究者与他者的互动也因之改变。

微信技术与文化： 一种社会人类学的分析

陈学金

2017, 43(2):  46-52. 

摘要 ( 1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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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功能愈益丰富的微信技术， 需要借助于一种历史比较的视野， 洞察纷繁复杂和习以为常的日常表象。 在斯宾塞的社会作为超有机体和不断分叉的隐喻中， 微信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整合技术。 在此意义上， 社会愈是细密分化， 微信的整合功能愈显强大。 作为一种 “超级－应用”， 微信技术已经成为人们身体外的器官。 它不仅带动了社会生活形式的转变， 而且也表征和助推了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型— — —一种对个体、 技术和理性的极其推崇的现代性意识。 微信技术还创设了一种去中心化的舞台或剧场， 一种实与虚、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超越时空的文化空间。 尽管如此， 微信文化只是某一群体文化的一个局部或亚型， 它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社会”到“群”：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变迁研究

姬广绪，周大鸣

2017, 43(2):  53-60. 

摘要 ( 1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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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互联网时代， 人类学研究开始强调网络的重要性， 提出新分支学科— —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视角。 互联网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 经历了从社区恢复理论到亲密关系建构理论的变化。 对照中国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 技术带来了时代机遇， 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变化。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 社会团结的机制从过去的 “社会” 向今天的以微信为代表的 “群” 形式演变， 重建了今天的人际交往格局。 为此， 人类学必须对此文化现象予以充分重视， 将互联网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同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

《后汉书·东夷列传》与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述论

段红云， 王 琦

2017, 43(2):  61-66. 

摘要 ( 1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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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东夷列传》 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夫余、 挹娄、 高句骊、 沃沮、 濊等东北边疆的民族， 而且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述这些民族的文化。 在所记述的文化当中， 表现了夫余、 挹娄、 高句骊、 沃沮、 濊等东北边疆民族鲜明的地域特征。 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 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记述， 实际上是秦汉时期东北边疆民族的民族志书写， 是我们今天从整体上认识东北亚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依据。

通道地带理论— —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初探

徐黎丽

2017, 43(2):  67-75. 

摘要 ( 1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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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 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 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 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 地理上的通道地带， 就是由长城、 丝绸之路及藏彝走廊组成的， 夹杂在北部蒙古高原、 西部沙漠戈壁绿洲、 西南青藏高原、 东部平原区域等中国内部四大生态文化区之间的农牧混合地带。 从横向角度来说， 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 从纵向视野来说， 中国祖先在通道地带起源、 发展并向四周拓展并形成中国边疆； 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 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 当今天中国边疆面临诸多问题时， 通道地带对内吸引和凝聚作用、 对外桥梁作用、 对边疆具体问题的源头和症结作用不容忽视。

从多元走向一体与一体凝聚多元—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和战略

徐杰舜， 杨 军

2017, 43(2):  76-87. 

摘要 ( 15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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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 对于 “中华民族” 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讨论和研究， 一直是中国学术界争鸣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存在着认同还是不认同的博弈。 中华民族究竟是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是认同的基本出发点。 这其中， 认同具有连续性和差异性的特性。 连续性所形成的华夏、 汉族和中华民族三个认同记忆， 作为大趋势的方向性运动， 这个认同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而要克服与整合差异性所造成的对中华民族认同记忆的差别， 必须制定一体凝聚多元的大战略： 一要确认中华民族的 “国族” 地位； 二要中华民族入宪； 三要设立中华民族团结大会。 中华民族的认同非一日之功可奏效， 可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积极推进一体凝聚多元，可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认同的力量。

中华民族一体性辨析

杨志明

2017, 43(2):  88-93. 

摘要 ( 1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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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中华民族” 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共同体来看待的关键， 是证明组成它的 ５６ 个民族具有一体性 （即内在统一性）， 并澄清其一体性的核心义涵、 形成的历史纽带和维系的根本观念。 因此， 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核心义涵是国家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一体性形成的重要纽带， 应该是在民族与民族、 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起中介、 缓冲作用的 “混血” 民族及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一体性的长久维系， 在深层次上须有国家统一稳定观念、 民族平等团结观念、 思想多元通和观念和文化多源共建观念。

实体化与结构化： 中华民族历史建构的双重逻辑

孙保全

2017, 43(2):  94-100. 

摘要 ( 1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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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同时， 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体单元也不断发生 “民族化” 的转变。 两个层面的 “民族” 建构， 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实体性与结构性的双重属性。 晚清时期， 中华民族概念被正式提出， 同时各历史文化群体也始渐由“族类” 向 “民族” 升格； 民国初年， “五族共和” 在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同时， 也承认了五大族体的民族地位； 国民政府时期， 中华民族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双向建构模式得到同步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不断固化的各个民族实体， 开始对中华民族自身的实体性产生解构效应。 因此调整实体性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 应成为中华民族建设的未来走向。

保护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兼论射阳的实践

贺雪峰

2017, 43(2):  101-111. 

摘要 ( 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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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该是包容农民、 服务农民、 为了农民的农业现代化。 虽然小农生产面临土地细碎化、 农业老龄化、 土地承包人与经营者分离、 农业合作难、 对接服务难等问题， 但是， 中国农业现代化并非一个纯市场的过程， 而是要在保护小农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这是中国农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需要正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以使农业政策和国家惠农资源真正改善与改进小农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出与效率。 射阳县的 “联耕联种” 模式， 可以较好地实现保护小农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 是当前建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个重要探索。

派系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

田先红， 罗兴佐

2017, 43(2):  112-119. 

摘要 ( 1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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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竞争导致派系上访的生成， 而派系上访具有弱组织性、 求援性、 非政治性、 目标的人格化和参与者的两面性等特征。 与那些 “为权利而斗争” 的农民上访行为不同， 派系上访的目的是 “为利益而斗争”。 派系上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村治精英， 维系村庄内部权力均衡， 但也容易导致村政混乱和村庄公共性缺失， 增加基层治理成本， 耗费国家治理资源。 在学理层面， 基于村庄派系政治的视角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 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农民抗争问题的研究视野。 在政策层面， 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决策部门更为清晰地认识农民上访行为的深层根源。 为有效治理派系上访， 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资源分配机制， 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培育理性、 协商的公民文化。

重新理解“政治”：对信访治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解读

桂晓伟

2017, 43(2):  120-129. 

摘要 ( 1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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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国信访制度和西方请愿制度的功能和定位， 是区分、 理解政治的“目的论” （即理想） 和 “道义论” （即权利） 的关键， 而两种政治 “互嵌” 所产生的阶段性矛盾， 是导致当前信访治理困境的根源。 这其中， 道义论政治在改善国家规范合法性的同时， 也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削弱了基层治权， 并助长了民众的权利意识； 而对目的论政治的强调， 在提升政绩合法性的同时， 又通过一系列政策指令， 导致了地方官员的怠政、 钉子户的缠闹和基层政府的妥协。 如何解决两种政治 “互嵌” 产生的阶段性问题，将是下一步信访改革的关键。

中美首府城市的历史比较与制度分析

龙登高

2017, 43(2):  130-137. 

摘要 ( 1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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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省会城市的经济地理格局大异其趣， 美国各州的首府城市， 很少位于作为经济中心的大城市； ５０ 个州的首府城市中至少三分之二都不是该州最大城市。 这种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现象， 是分权的民主政体之下主流民意的体现， 并制约了行政中心的规模扩大； 其基础性制度市场配置资源则推动了经济中心的不断壮大。 中国首府城市经济地理格局的历史渊源、 制度基础大不相同， 市场、 行政与制度的作用与影响近千年来变动不居， 呈现出较强的时代差异。 中美城市发展模式的历史比较与制度分析， 其内在的经济逻辑耐人寻味， 富有启迪。

近代云南大锡贸易与世界经济

赵小平

2017, 43(2):  138-145. 

摘要 ( 1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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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为主要对象的商贸往来历史悠久。 近代以后， 云南大锡生产规模和产量上升迅速， 加之蒙自开埠极大地促进了大锡的外销规模， 滇越铁路开通拉动了大锡外运能力， 云南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变— —欧洲工业品大量涌入， 大锡开始执云南出口商品之牛耳， 并在世界大锡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云南传统的进出口商品主体被颠覆。 云南进出口贸易商品主体从此前的互补性商品发展为世界性商品， 国际交换市场空间由早期的周边国家拓展至欧美， 这些无疑都是云南与世界经济互相推动、 紧密联系的结果。

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

周 琼

2017, 43(2):  146. 

摘要 ( 1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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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名称、 起源、 研究对象等， 是中国环境史学科及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其起源涉及环境史学科起源、 研究起源、 记录及思考的起源等三个层面。 中国环境史记录及思考起源远古三代， 环境史研究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普遍开展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学科起源于 ２００８ 年。 环境史是研究地球上生物、 非生物发展变迁及其与人类社会相互关系发展变迁史的学科， 探究环境变迁的动因、 特点、 规律等， 可资鉴当代。 中国内地及边疆是全球生态系统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树立全球环境整体观， 并以之指导边疆环境史研究， 推进环境史学科的全面发展。

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法律规则

杨一介

2017, 43(2):  160-166. 

摘要 ( 1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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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地方实践的负面效果日益明显， 集体建设用地管制制度不利于地权保障。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修改法律规则， 建立适应市场交易需要的统一、 开放的建设用地法律体系， 实现建设用地法律制度的公平和有效。 建设用地管制应以市场为导向； 同时， 不能因所有权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规则， 而应基于同一标准来实施管制。 为保障集体成员行使其权利， 需重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 实现其组织结构和责任能力的清晰的法律表达， 推动集体所有权主体独立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

科学之于环境：从“规训”走向“顺应”

肖显静

2017, 43(2):  167-172. 

摘要 ( 1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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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科学的认识是对实验对象和实验者的 “规训”， 由此使得科学所获得的规律不是自然规律， 而是实验室中的规律— —科学规律或人工自然规律。 这样的科学规律具有普遍性， 但不具有 “放之四海而兼准” 的普遍性， 只具有特定的实验室背景下的普遍性。 因此， 称为实验室的 “地方性知识”。 如果要想使得这样的科学应用取得成功，就需要 “规训” 地方环境， 使之尽量与实验室环境相一致， 即与科学规律成立的条件尽量一致。 此时， 如果 “让环境适应科学”， 而不是 “让科学适应环境”， 必然造成地方环境的破坏。 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要改变科学的上述 “规训” 特征， 走向 “顺应”， 直接面向大自然， 发展 “地方性科学”。“地方性科学” 的最终目的是探讨适应于各个地方环境的认识及其应用， 能够兼顾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