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1年 第47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1-01-15

上一期   

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 属性

周 平

2021, 47(1):  1-13. 

摘要 ( 1456 )   PDF (567KB) ( 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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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凸显于历史舞台的当下， 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 准确的认知的问题随之突出。 而要达此目的， 中华民族由全体中国人组成这一现代民族的基本属性， 再也不能被忽视了。 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 属性， 是中华民族在近代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过程中形成的， 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是现代民族的本质所在。 费孝通先生著名的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 论断， 也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 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 与 “多元一体” 两种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从不同侧面体现中华民族的本质。 今天， 正视并弘扬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 属性， 关乎能否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 准确的认知， 关乎对中华民族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进行想象， 关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中华民族进行进一步的塑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方略

蒋　 红, 彭志强

2021, 47(1):  14-23. 

摘要 ( 3285 )   PDF (518KB) ( 5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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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 “两个大局”， 提出并发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方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方略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依法治边、 坚持精准定位和区域发展为显著特征， 全方位涵盖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治理、 政治治理、 文化治理、 社会治理、 生态治理五大领域， 包含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是推动边疆地区跨越式发展、 促进边疆各族儿女团结进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纪律塑造政党———基于政党变迁史的制度考察

石　 伟

2021, 47(1):  24-32. 

摘要 ( 1188 )   PDF (539KB) ( 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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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现代政治谱系中的重要一环。 自政党发端始， 其经历了从依附 “显贵” 的身份制政党到组织化的科层制政党的重大转变， 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组织形态上更加 “现代” 的列宁主义政党。 这一幅政党沿革的图景， 呈现了政党组织从无到有、日趋严密的总体渐进历程。 在此图景背后， 隐藏了一条关键的线索———政党纪律的推动。这意味着， 政党纪律的出现及其流变， 在政党变迁的过程中提供了关键的内在制度动力，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论要

王文兵, 荆世群

2021, 47(1):  33-42. 

摘要 ( 1306 )   PDF (518KB) ( 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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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是其跨文化实践的自我意识， 主要包括反思和理解其文化来源和文化基础， 阐明其文化内容和文化特性， 确立其文化谱系和文化认同，把握其超越 “西化” “儒化” “苏化” 的文化逻辑， 探索和展望其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识， 特别是跨文化意识， 并通过对 “中”、 “西”、 “马” 及其关系的认识和解决鲜明地表现出来， 实质上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自我反思和自主筹划， 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探索， 也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思想历程， 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变革进程， 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思想主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研究， 能够同时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文化自觉研究、 民族文化自觉研究与人类文化自觉研究。

新时代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创新———立足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视角

郭瑞萍

2021, 47(1):  43-51. 

摘要 ( 1410 )   PDF (483KB) ( 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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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所有制、 分配制度、 经济体制三方面概括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 将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 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体现。 深入认识这一新概括， 无疑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准确理解。 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认为，经济制度包括制度构成和制度特征两方面， 在制度构成上是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与实现形式的统一体， 主要包括所有制、 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三方面内容； 在制度特征上表现为所有制、 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时代特征。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性概括， 在制度构成上是对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的逻辑回归， 在制度特征上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准确反映。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含义

徐黎丽, 韩静茹

2021, 47(1):  52-60. 

摘要 ( 3041 )   PDF (572KB) ( 8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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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 含义的认识仍存在分歧， 这种局面不利于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国家疆域、 互补的生计方式、 互鉴的生活经验、 共有的历史记忆、 共认的价值体系、 共育的国民意识、 共享的精神家园的实体与精神共同体。 而 “中华民族” 之所以成为共同体的名称， 源于 “华” 字体现了中国人的起源与象征意义； “中华” 是中国各个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 “中华” 已经演变成为中国国家的名称； “中华民族” 这个名称能够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共创同建中国的发展历程。 因此， 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含义就是国族称谓。

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高永久, 赵志远

2021, 47(1):  61-70. 

摘要 ( 1965 )   PDF (619KB) ( 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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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与发展的思想基础。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发展， 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 并通过实践工作中的扬弃， 使其理论内涵得以丰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在历史激荡的进程中不断凝聚与发展， 一方面在各民族平等、 团结方面提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理论， 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共同团结奋斗方面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各个领域的解放， 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崇高理想。 这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与发展所应当始终坚持的主线。

重建中国仪式话语体系———一种人类学仪式视野

彭兆荣

2021, 47(1):  71-79. 

摘要 ( 1202 )   PDF (596KB) ( 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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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传统的 “礼仪之邦”。 “礼仪” 成了言说中国的一个凭照， 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同时， 也是一种特殊的话语体系。 人类学对仪式的研究洋洋大观， 构成了完整的认知和实践谱系。 当今中国， 经济迅速发展， 成为世界 “ ＧＤＰ 大国”， 却丢失了许多传统文明的因子和文化的价值。 历史表明， 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都会无例外地将重塑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战略。 这是规律， 也是规则。 在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时候， 重建中国仪式话语体系是适时的， 甚至是急需的。

植物的文化意涵： 聚焦小凉山彝族毕摩仪式

马翀炜, 毛晓玲

2021, 47(1):  80-92. 

摘要 ( 1464 )   PDF (723KB) ( 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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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植物、 对植物进行分类并使用是作为自然性和社会性存在的人的最基本实践活动。 云南小凉山彝族丰富的植物文化集中体现于毕摩仪式的植物使用中。 当地彝族对植物的命名采取了彝族双名法和非双名法两类。 命名分类以繁殖器官、 形态结构、 理化性质， 以及文化意义表达等要素为基础。 毕摩仪式中的植物分类及植物使用与其社会文化的建构关系密切。 彝族的宇宙观、 人生观及和谐生态观等观念， 都在对植物的认识和使用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相关植物的实用价值及植物承载的社会文化价值能够在仪式过程中得到实现。

生命实践记忆的文化建构———基于井陉县大梁江村 “开锁儿” 仪式的讨论

林继富, 闫　 静

2021, 47(1):  93-102. 

摘要 ( 1206 )   PDF (592KB) ( 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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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仪式是生命实践的核心， 其基本要义展现了人类对生命的追求， 从诞生礼、 成年礼， 到婚礼、 葬礼， 礼仪中的许多选择都与生命历程息息相关。 大梁江村 “开锁儿” 仪式的记忆沿着寻觅生命—进入生命稳定阶段—智慧开启的路线， 依托个人、 家庭、 家族的礼俗传承体系， 将一个地区的古老习俗循环呈现， 并在生命仪式边界的不断外延中扩大实践记忆主体的范围， 建构并塑造着个人、 群体所关于生命的想象和期许， 其对维系村落社会稳定， 确保族群生存繁衍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一体背景下火把节节俗谱系研究

姚霁珊

2021, 47(1):  103-111. 

摘要 ( 1216 )   PDF (580KB) ( 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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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节日的存在绝不是孤立、 断裂、 偶然的， 它一定与其产生的地域环境、 族群迁徙、 周围不同的民族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以谱系的形态存在的。 我国西南地区， 民族众多、 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千差万别， 文化习俗纷繁各异。 火把节之所以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彝族、 白族、 纳西族、 基诺族、 拉祜族、 傈僳族、 景颇族、 哈尼族等藏缅语系彝语支民族共同的传统节日， 是它具有一个强大的谱系， 其中包括族群谱系、 空间谱系、 时间谱系和叙事谱系。 火把节是西北氐羌族群文化在西南地区不同生存空间区位的迁徙与延展， 它从最初的岁首年节、 农时节律到具有社会人文性的宗教祭祀、 人际交往、 游艺娱乐， 再到集商贸、 旅游和民族文化展示的极富世俗性、 复合性、经济性和时代性的文化活动， 形成了火把节文化活性动态的时间谱系。 叙事谱系是节日最直观的表现形式， 从火把节的起源传说、 节庆活动及节日文化的传播形式来看， 火把节是一种集语言叙事、 物象叙事、 行为叙事、 媒体叙事于一体的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互动范式。

族群互嵌格局下的 “区域” 探析———基于都柳江流域生态与历史的人类学研究

王彦芸

2021, 47(1):  112-121. 

摘要 ( 1136 )   PDF (594KB) (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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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柳江位于南岭通道， 因清代中央王朝开拓苗疆、 加强西南地区控制的系列举措， 都柳江航道得以疏浚通行， 形成了水道与陆路纵横的交通网络， 并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背景下造就了多元族群互嵌格局。 以都柳江人群互动往来的历史过程为观照， 区域是一种地方逻辑之下兼容差异性的整体呈现。 对于区域的讨论， 不可忽视特定生态地理因素、 基本人群分类方式和地方交往规范。 同时， 随着历史中人的活动， 区域不仅是一种多层次的实质性关系表达， 也是一种具有时间性和创造性的文化表达； 而对区域本身的讨论与关注， 则有助于跨越既有概念限制去认识既为多元又为整体的西南社会， 也有助于我们从地方出发深入理解区域何为一种 “有意识” 的历史建构。

疆域、 历史疆域与中国历史空间范围讨论的反思与辨析

秦树才, 马亚娜

2021, 47(1):  122-133. 

摘要 ( 1533 )   PDF (595KB) ( 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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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疆域与中国的历史范围等问题相联系， 引起了学术界的长期讨论， 形成了 １０ 多种不同的观点。 论见歧出的原因， 系论者使用了 “中国历史的范围” “中国古代的疆域” “中国的历史疆域” 等概念， 但并未对各概念进行界定， 规范其使用，多混淆了其区别， 作为同一问题进行讨论。 事实上， “疆域” 是王朝或国家权力控制的地理空间， “历史范围” 则是中国等当代国家各族先民创造历史文化时的稳定活动空间， 而“历史疆域” 则是历史空间范围的别样表达。 因此， 中国历史范围内的不同王朝、 分立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 都各有其疆域， 不能将其混而为一， 但是历代王朝之间具有继承性，各民族在政治、 经济、 文化诸方面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不能将 “正统” 王朝的历史等同于中国史， 中国历史范围内的王朝、 政权的疆域， 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能力视角下的当代中国语言规划与语言立法———从文字改革运动到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尤陈俊

2021, 47(1):  134-143. 

摘要 ( 1254 )   PDF (571KB) ( 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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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语言规划和语言立法的研究方面， 中国法学界的专门研究成果长期以来相当少见。 甚至当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自 ２００１ 年初施行以来， 语言规划和语言立法问题依然少有法学研究者问津。 若要深刻认识普通话推广及其相关立法的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结合法学、 语言学、 民族学、 社会学、 历史学的相关学术资源， 将其看做是国家能力建设不断深入开展的历史过程， 并从语言经济学和语言政治学的两大角度， 来理解依法在全国大力推广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通话之举措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特别是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现实意义。

新型权利之检讨与义务之勃兴———群体性权利的视角

张钦昱

2021, 47(1):  144-151. 

摘要 ( 1061 )   PDF (595KB) ( 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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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权利的享有者由群体拓展至群体内的个体， 权利人因与诉讼标的缺乏直接利害关系而投诉无门。 新型权利侵犯的法益零散轻微， 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启动失灵， 即使程序运转， 也会因程序冗长拖沓而错过权利人补偿的最佳时间窗口。 不同于传统模式下权利人凭借意思自治理念， 能够依靠自己的决策实现救济， 新型权利的享有者无法自力行权， 只得求助于公益组织或行政机关。 从权利内部构建新型权利的尝试面临诸多困境， 应当将关注焦点转向义务端， 通过约束权利主体之外的行为， 反向保护权利， 形成对权利的尊重。

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权利基础与规制范式

王歌雅, 张小余

2021, 47(1):  152-160. 

摘要 ( 1124 )   PDF (553KB) (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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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 司法实践中私主体之间的生育利益纠纷愈加增多， 表现类型也愈加多样， 但私法规范对生育利益的保护尚未上升到权利层面， 已有的法律规定不周延， 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有效回应当事人的权益诉请。 生育权的私法确认既体现了生育权自身的重要性， 也体现了对生育权保护的主观重视。 生育权私法地位的建构， 需肯定生育权的人格权性质， 明确生育权享有主体的广泛性， 确认生育决定权、 生育知情权、 生育保障权的内涵范畴， 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生育侵权救济。 同时， 也需对婚姻家庭领域、 劳动用工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中发生的典型案件予以补强规制。 从而使我国生育法律体系整体协调， 提高对共性案件的处理能力， 推进案件的合法准确、 合理适当、 公正高效审结，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的三重实践逻辑构造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杨临宏, 陈　 颖

2021, 47(1):  161-172. 

摘要 ( 1259 )   PDF (869KB) (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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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并写入我国健康基本法的公共健康发展战略。 为使其具有实践的制度生命力， 从政治、 科学和行政的维度探讨和建构三重实践逻辑———健康优先、 健康评价和健康协同。 “将疫情防控融入所有政策”、 “健康促进县 （区） 建设” 和 “医养结合下健康大部制改革” 都是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的中国方案和经验贡献， 彰显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随着我国迎来健康治理的机会之窗， 在三重实践逻辑的指引下， 从确立公共健康的危机意识， 实行健康影响评价制度，形成立法、 行政、 司法在健康问题上的 “大协同”、 组建国家健康委员会、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的 “中整合” 以及社区临床医疗和公共卫生的 “微融合” 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推动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成为我国健康风险防控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