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0年 第46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0-03-15

上一期   

中医人类学视野下的具身性与多重世界

和少英, 姚伟

2020, 46(2):  1-8. 

摘要 ( 1960 )   PDF (1231KB) (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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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疾痛的身体体验，既是中国人世代知识经验的传递，又是文化认同的关键。脉诊是认知能力与治疗能力相对应的具身性理解方式。中医具身性体验，可以拓展和丰富民族志研究的传统方法。多重世界的系统独立性，可作为理解中医不同流派的工具。在科学主义的间隔下，病痛体验是人们理解替代医学体系的现实基础。中西医百余年来的间隔，需要用人类学来打破。具身性与多重世界的视角，可以帮助形成一种对中医“内外交织”的研究态势。

成为少数民族医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视角

赖立里

2020, 46(2):  9-18. 

摘要 ( 1509 )   PDF (1438KB) (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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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国范围推广的中草药运动，与当下方兴未艾的西南各地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项目关系密切。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怒江地区少数民族医药的田野实际展现出，少数民族医药的形成，不仅与国家主导的大型传统医药运动相关，更与基层医生坚持因人因地制宜、从而形成富于地方用药特色的医疗实践及经验密切相关。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的本体论视角，少数民族医药的形成，是一个聚集了物与实践、富含历史性与地方性的生成性过程。

明清时期掸傣土司区域的非中心化政体与联姻政治

马健雄

2020, 46(2):  19-32. 

摘要 ( 1430 )   PDF (2139KB)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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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殖民地化之前，掸傣区域“非中心化”边疆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表明，明清时期，在王朝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国家通过土司制度和外藩朝贡的实践来实现其“天下”宇宙观的建构，随之在明、清王朝和缅人建立的洞吾、雍籍牙王朝之间的掸傣土司地带逐渐形成了土司之间互相牵制的政治联姻体制。获得明清王朝国家的授权，是土司职权和土司在地方上建立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清缅战争之前，就制度而论，土司承袭是国家不断更新其对土司政权合法性授权的关键步骤。在土司承袭的过程中，随同承袭申请，土司衙门还必须向朝廷中央出具宗枝图谱、由邻封土司具署的具结等证明土司父子继嗣的申请证明文件，并通过临近区域的流官知府具文，转交省府核实后送交朝廷。在土司承袭制度的规范之下，土司之间的政治牵制与联姻网络，致使土司政权难以进一步集中，土司之间相互牵制的分散化发展，得到了国家体制的长期保障与规范。因此，掸傣土司之间通过联姻来分享土司政权、并不时互换嫁妆地作为经济补偿的政治文化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婚姻成为土司结盟来应对利益对立的重要政治手段。于是，作为女婿的土司与作为丈人的土司之间，通过土司的“掌印夫人-出嫁女儿”的联接，在土司之间结成政治结盟的同时，也延续着相互间持续的代际分化。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滇、缅、泰、老边疆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分散性的地方政治体制。至19世纪80年代，由于欧洲殖民体制在东南亚的扩张，原先的许多嫁妆地之间的界线，就成为分割国家边界的重要依据。

历史的遗产：南诏国寻传蛮分布区城镇建设与治理考述

李艳峰, 李宇舟

2020, 46(2):  33-39. 

摘要 ( 1491 )   PDF (1104KB) ( 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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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国治下的寻传蛮，与今天中国、缅甸、印度交接地区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有族体上的历史源流关系。历史上，南诏在寻传蛮分布地设置政区、建立城镇，加强了对寻传蛮的治理，极大提升了寻传蛮群体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加大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规模，促进了该地区的文明跃升和社会进步。

“生”“熟”之间：咖喱在中国的在地化

李静玮

2020, 46(2):  40-47. 

摘要 ( 1880 )   PDF (1352KB) ( 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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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喱是南亚地区的传统食物，后经移民及殖民者推广，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且与当地料理结合，形成新式的本土咖喱。于中国而言，咖喱的食用起于现代化及全球化，其知识的本土化中，多见以“熟”化“生”的策略，而当代对咖喱的消费，又是一种对异域生活方式的体验，体现出既“熟”又“生”的疏离。在考察咖喱历史特殊性的基础上，思考“生”与“熟”之转换及混合，有助于以知识论之视角理解异文化在地化的多重际遇，亦可从本体论的角度回顾本文化于其间表现出的主体性。

《地图学史》项目与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访马修•H.埃德尼教授

成一农/问, 马修•H.埃德尼/答, 包甦/译, 成一农/整理

2020, 46(2):  48-55. 

摘要 ( 1380 )   PDF (1312KB) (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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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以及促进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国际化，成一农研究员与《地图学史》项目的负责人马修•H.埃德尼教授进行了一次对话。首先，埃德尼教授对《地图学史》前3册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评价，认为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套丛书通过强调古地图的研究应当注重地图绘制的文化、社会等背景，拓展了地图学史研究的领域。然后，成一农研究员简要介绍了中国地图学史近20年来的发展以及研究方向的转向。作为回应，埃德尼教授认为，中国地图学史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同时强调，中国学者今后只有通过将地图学史的研究融入人文研究，融入其对人类意义的研究，且关注对更为宏观问题的思考，才能真正走向国际化。

对中国古地图和地图学史研究未来的展望——对马修•H.埃德尼教授访谈的回应

成一农

2020, 46(2):  56-60. 

摘要 ( 1242 )   PDF (646KB) ( 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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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是中国古代地图和地图学史今后必然要走的道路，但在真正“国际化”之前，我们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即：对中国古代地图进行真正的全面的整理；在全面整理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中国地图学史；与此同时，研究者应当跳出地图研究本身，关注更为宏大的历史和人文问题，然后在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运用地图作为史料。历史研究的国际化，并不是简单的语言和学术规范的问题，而是学者研究能力的问题。中国学者需要强化提出“正确”问题以及提出创新性解答问题方式的能力。

中国慈善的传统与现代转型

周秋光, 李华文

2020, 46(2):  61-74. 

摘要 ( 1816 )   PDF (2187KB) ( 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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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演进过程中，存在传统慈善、近代慈善、当代慈善三种类型，经历了近代与当代两次历史转型。传统慈善是一种养济型慈善，无论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理念，均与农耕社会相适应，体现了对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传统慈善的近代转型，并非自身发展结果，而是千年未有变局的时代要求。近代转型后的中国慈善，开始从养济型向教养型转变，但也表现出一种夹杂新旧、兼具中西的“过渡时代”特征。中国慈善的当代转型则正式起步于21世纪初，目前尚在进行之中。当代转型之际的中国慈善，出现了全新的事物与观念，但仍保存着部分传统习惯。梳理中国慈善的传统历史与两次转型可知，中国慈善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其理想目标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其对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南宋户部与内藏的分权与合作关系研究

吴晓亮, 胡燕

2020, 46(2):  75-82. 

摘要 ( 1348 )   PDF (1154KB) (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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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户部与内藏之间的关系，既有权力的分割又有财赋上的合作。分权以户部和内藏可支配财赋数量的变化为表象，以事权的重叠为核心，形成财赋再分配中不同的社会影响力，体现了国家财政与社会需求互为表里的特点。户部由于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其在用度窘迫时需要与内藏合作；内藏对户部财赋的补足，实现了财政部门之间财赋盈缺的调剂；户部又在财赋流向内藏以及政策执行等层面，与内藏对弈。从两个部门的权力划分和财赋分配中，可看到户部与内藏的分工合作与竞争，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央集权和皇权的力量始终作用着两者间的互动。

民国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税权关系的嬗变

董世林

2020, 46(2):  83-91. 

摘要 ( 1364 )   PDF (1296KB) (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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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云南地方与中央的税权关系，以1940年为界,可划分为前期地方独立自主和后期中央集中统并两个阶段。在由前期向后期转变过程中，税权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税收立法权由地方自主自决向中央统立统定转变；税收执法权由地方独立征管向国地税分设管理转换；税收司法权由与执法交织向司法部门转移；税收收入归属权由自收自支向按级次分别入库转调。民国时期云南税权关系的变化，建立在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实力派政治、军事力量消长变化的基础之上，是云南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政府进行博弈与相互妥协的结果。

优序求助：互联网时代的乡村互助关系重构

郝国强

2020, 46(2):  92-100. 

摘要 ( 1260 )   PDF (1496KB) (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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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村具有悠久的互助文化资源，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得以传承。市场经济发展和乡村人口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格局，对一些地区的传统互惠互助关系带来冲击。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交网络与电商平台的崛起叠加市场经济发展与人口频繁流动等诸多因素，逐渐形成了基于“人情——市场”“熟人——生人”两条基本逻辑的乡村多元社会关系网络：一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修复和重构的亲缘关系网络；二是基于熟人和市场经济形成的业缘关系网络，既有人情往来又有利益共享的互助关系网络；三是基于强关系转化的交往型互助关系网络；四是基于弱关系拓展形成互助关系网络。“优序求助”策略是村民基于多元互助关系网络的理性选择，是面对人情社会与市场经济展现出的世俗理性。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乡村互助关系修复与重构，对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承乡村互助文化资源、重新理解现代乡村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哲学视域下的网络社会治理探析

龚振黔, 龚婷

2020, 46(2):  101-108. 

摘要 ( 1359 )   PDF (976KB) ( 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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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随着网络行为失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日趋严重，网络社会的治理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也给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提出了新的认识课题。从哲学视域看，网络社会既是现实社会的当代创新，也是现实社会的历史延续，是虚拟与现实的有机统一；网络社会是既有科技属性又有人文属性的社会，也是具有行为规范的社会；用道德和法律这两种行为规范来衡量、判断，网络行为失范问题已然出现，并呈日趋严重之态势，因此，网络社会的治理势在必然、势在必行；网络行为失范归根到底是行为者即人的失范，网络社会治理所指向的必然是现实的人；在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须遵循网络社会运行律、网络行为演变律、心理引导律和行为规制律，须坚持系统性、协同性、前瞻性、正当性等原则，须做到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的统一、道德维度与法律维度的联结、技术手段与人文手段的结合，形成治理的作用合力。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师道尊严

刘皛

2020, 46(2):  109-115. 

摘要 ( 1406 )   PDF (1116KB) ( 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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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乡村教师尊严和地位的现状，回顾百余年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可以看到，传统教育体系下的师道尊严在现代化初期已被逐步瓦解，现代教育体系下乡村教师地位和声望的获得举步维艰。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乡村经济发展方式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动，乡村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失衡，建基于现代教师职业伦理的师道尊严在乡村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中被消解。新时代乡村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和乡村教师的地位重塑，需加强政府与民间的协同互动，充分调动民间社会力量，挖掘乡土古训家风和乡贤文化元素，重塑乡村社会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刑事案卷与文字关系的历史及启示——基于清代案卷材料运用的考察

牟军, 朱慧

2020, 46(2):  116-123. 

摘要 ( 1353 )   PDF (1135KB) (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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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官方制作的案卷材料尤其口供笔录之所以得到普遍运用，并渐成一种惯习，于文字记录的案卷材料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有着密切关系。清代案卷材料统一文字的使用，消除了各地区域性方言、族语、俗语等对案情信息传递、理解和接受所带来的障碍。成文的口供笔录既有对他人陈述的自然记录形成的供状，又有对他人口头陈述加工基础上所形成的招状。后一种材料是运用文字组织、加工和整理案件信息的功能，对他人口述事实在格式和内容上的再“创造”，虽存在运用的一定风险，但总体上仍能保持基本的真实性，其证据的利用价值在于书写应遵循的文法句式。清代案卷材料的官僚属性，决定了材料的可信赖性。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刑事案卷的有效运行，首先在于完善刑事案卷的制作规范。

我国部分民事案件当事人妨碍诉讼心态之缘、型、纠

胡思博

2020, 46(2):  124-131. 

摘要 ( 1209 )   PDF (1229KB) (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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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心态是社会观念的写照，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和延续关系。我国部分民事案件当事人在当前社会观念下，存在妨碍诉讼的不当心态，表现为一味追逐个人实体权益之目标下的程序效益忽略、逐利性诉讼动机下的诉讼态度摇摆、虚假诉请和证据的广泛存在、精准诉讼不能下的投机性宏观诉讼，以及对民事诉讼活动的消极不配合、与其他诉讼参与者的利益博弈等，使得诉讼目的发生扭曲、诉讼价值无法正确体现，且审判权对此常难以有效规制。为此，从司法审判的角度说，法官可以对诉讼价值进行观念性引导、对诉讼程序进行国情性改造、对诉讼规则进行技术性指导。同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科学合理运用心态审判技巧，以此推动当事人的诉讼心态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旅游需求新趋势的理论探索及其对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王克岭, 董俊敏

2020, 46(2):  132-143. 

摘要 ( 1669 )   PDF (1751KB) ( 3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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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何思维观照下的旅游需求新趋势，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已然确认。旅游是生活哲学，运用哲学思想进行溯源，阐释主体大众化、形式多样化、空间扩大化、目的休闲化的内涵，旨在为旅游供给侧更精准地把握游客购买意愿和行为动机，持续为创新产品与运营模式提供理论依据、战略思想和对策建议。研究得到如下启示：生产者社会转变为消费者社会，供给侧要完善服务体系，提高产品研发的目标瞄准率；需求多元化引致形式多样化，供给侧应以贴近生活的形式创新业态；第三空间扩张及被时间距离替代，要求供给侧基于线上线下交融、主客共享第三空间、心间距离拉近等理念，生产出更多合意的旅游消费时空；供给侧应基于肯定、应然的包容性和创造性，秉持建构性真实，规划设计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国际标准化的休闲产品。通过系统把握需求新趋势，应用新科技，注入新动力，推动旅游业的稳健发展。

绿色减贫的靶向功效、运行逻辑及长效机制——基于“主体—产业—空间”三维互嵌耦合阐释框架

王元聪

2020, 46(2):  144-151. 

摘要 ( 1325 )   PDF (1329KB) (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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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减贫因为吸纳融贯了精准扶贫、绿色发展与可持续生计意蕴而具比较优势，所以对跳出“贫困陷阱”、隧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有靶向功效。主体、产业和空间三维贫困及其在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交互叠加，既是引致并加剧区域性、系统化深度贫困的主要诱因，也是深度贫困样态的具象化呈现形式。为此，必须坚持问题、过程与结果导向，沿循“主体—产业—空间”三维及其互嵌耦合性辨析绿色减贫的运行逻辑，寄望通过精准廓晰致贫的机理与病灶，进而在厘清绿色减贫思路和方向的基础上，围绕绿色主体培育、绿色产业打造、绿色空间优化及“主体—产业—空间”协调融贯构建长效机制，以期助益高质量摆脱以生存需求为指向的绝对贫困，持续性缓解以发展需求为要义的相对贫困问题。

基于振荡的意义涌现与生成——论梅洛-庞蒂与加达默尔的语言观与意义生成观

冯文坤

2020, 46(2):  152-164. 

摘要 ( 1335 )   PDF (1662KB) (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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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何时开始，语词的意义就何时开始。文本话题何处开始，哲学阐释学的语言问题就在何处出现。谁进行理解，谁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之中，意义是或总是通过事件完成自我主张的。意义发生在语言事件之中，或发生在对话得以发生的空间中。每一个语词，作为一个瞬间的事件，通过回应和召唤，与和它相关联的未说之言（沉默）共舞。所有人类言说都是有限的,其中隐藏了需要解释和揭示的无限意义。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认为，意义起源于存在的结构性振荡，而哲学阐释学家加达默尔认为，意义起源于言语的虚拟性和表达的无限可能性。他们关于意义发生的相关论述，对理解文本与世界、文本与读者及文本与历史—空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把握文化翻译如何在语言中实现其诗学的、历史的、民族的“存在性投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论艺术的双标出性

陆正兰

2020, 46(2):  165-172. 

摘要 ( 1406 )   PDF (1115KB)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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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出性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艺术理论中更为重要。文化的标出性有两种构成方式：命名式，功能式，二者互相补充；艺术的标出性也有两种相应的方式：形式标出，题材标出，两种分类法在艺术文本中兼而有之，因此艺术是一种“双标出”的文化活动。艺术可以是标出性的异项艺术，也可以是非标出的正项艺术。艺术的标出性在艺术发展中意义重大，并呈现出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在当代，艺术的标出性增加，以至于文化标出性本身，就“自带”了一定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