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康有为在１９２３年《长安演说集》中提出“不能共则不能和”的命题，其中“共”建立在“公”与“通”的基础之上，指向包括铁路、无线电报、银行在内的一系列现代国家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的建设，因而，“不能共则不能和”这一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国家能力对于政体运作的基础性意义。但是，“不能共则不能和”作为对“中华民国”初期政治的批判，又隐含了康有为对于君主立宪制的执念。该时期两次重建君主立宪制的尝试归于失败已说明，在政治高度碎片化的背景下，君主立宪制并不具有自然的政治整合作用。但在剔除康有为的政体执念之后，“不能共则不能和”是一个对今日的国家治理仍深具建设性意义的命题，值得今人继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