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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44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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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华夏边缘” 是怎样被蛮夷化的

姚大力

2018, 44(1):  1-6. 

摘要 ( 1381 )   PDF (480KB) ( 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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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夏孕育了 “中国”， 而后又被中国所超越。 自诸夏文化从华北突起、 从而改变了中国史前文化 “满天星斗” 的原有格局， 历经五个时段， 传统的 “天下中国观”遂以形成， 汉文明边界之外的广大外部世界亦逐步被蛮夷化。

艺术人类学前沿思考

方李莉

2018, 44(1):  7-7. 

摘要 ( 1213 )   PDF (149KB) ( 5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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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之路

方李莉

2018, 44(1):  8-20. 

摘要 ( 1389 )   PDF (617KB) ( 7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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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可分为： 学术准备、 学术起步、 稳健发展 ３ 个时期。在后两个时期中， 可总结出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 田野工作中的艺术人类学、 社会发展中的艺术人类学、 国际交流中的艺术人类学、 本土理论建设中的艺术人类学等 ５ 个方面的特点。 对中国艺术人类学 ２０ 年的发展之路概括。 任何新的理论都是来自于新的社会实践，中国 ３０ 年来的巨大变化， 为中国学术理论创新提供了许多研究资源， 尤其是艺术人类学。因为作为它研究对象的艺术， 在社会实践方面往往具有先锋性， 其所具有的创造性精神，往往是冲破旧藩篱的一种力量。 为此， 艺术人类学学者们所收集的丰富田野材料和所进行的大量社会实践， 正在促使本土理论进一步完善， 并汇集为一股推动中国学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地方性、 地方感与艺术民族志创新

孟凡行

2018, 44(1):  21-29. 

摘要 ( 1280 )   PDF (562KB) ( 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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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０ 世纪， 艺术开始祛魅， 目前学界对艺术的理解已进展到艺术界的层次。 不同于艺术哲学和美学， 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要基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 在对具体的艺术田野研究中， 要重点注意对地方性和地方感的双重挖掘。 前者更多是通过对地方艺术界的结构和功能、 艺术的法则等的研究， 阐明作为艺术界一般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 为艺术民族志夯实社会和文化层。 后者则更多是通过对艺术的能动性、 艺术界中人的情感、 感受等的考察， 阐明作为艺术界特殊规律的各种人文关系， 为艺术民族志建构艺术层和意义层。 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知识浑融共成艺术民族志， 两者的结合， 特别是地方感的视角， 为艺术民族志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突破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西方艺术哲学与艺术人类学间分歧及成因

李世武

2018, 44(1):  30-41. 

摘要 ( 1315 )   PDF (701KB) ( 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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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艺术人类学研究全球化热潮的兴起， 西方艺术哲学和艺术人类学逐渐在艺术研究的范畴、 艺术划分的标准、 艺术经验与审美经验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上， 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两门学科间之所以产生分歧， 既因西方艺术哲学理论传统的狭隘和封闭， 也因两门学科在不统一的语境下混用了某些关键概念。 此外， 两者在处理艺术经验时， 皆陷入了功利或非功利的二元思维。 艺术哲学和艺术人类学应平等地研究全球各民族的艺术， 反对将所谓 “美的艺术” 凌驾于所谓 “机械艺术” 之上； 应驳斥将西方中心主义、 线性进化论和种族中心主义肆意运用到非西方艺术的研究中， 进而误认为西方艺术优于非西方艺术的谬见； 应自觉地辨析关键概念的使用语境； 应在完整而统一的文化体系中， 综合研究艺术经验中审美因素和非审美因素的关系。

族群变迁与信仰内涵——南诏铁柱信仰及族群关系研究

何正金

2018, 44(1):  42-52. 

摘要 ( 1289 )   PDF (643KB) ( 5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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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是白族传说中的 “白子国” 故地， 也是彝族腊罗支系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 明清以来， 这里又是汉族屯垦的重要区域。 南诏铁柱庙位于弥渡县境内， 庙内铁柱铸造于南诏时期， 一千多年来受当地白、 彝、 汉等各族群众祭祀崇拜。 在不同历史时期， 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族群关系的影响， 南诏铁柱的信仰内涵各有侧重。 从族群关系对信仰内涵的影响来研究南诏铁柱， 对突破已有认知是一种尝试。

量化与比较：量化比较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

李伯重

2018, 44(1):  53-64. 

摘要 ( 1375 )   PDF (595KB) ( 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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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中， 量化研究和比较研究都是重要的方法。 如何将这两种方法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 这是需要我们弄清楚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经济史与比较史学之间存在的关系， 以往比较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比较与量化方法之间的关系， 以及量化方法如何在比较研究中的实际运用等 ４ 个方面。 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有助于我们用这两种方法对中国经济史展开深入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和平” 理念

何星亮

2018, 44(1):  65-71. 

摘要 ( 6823 )   PDF (508KB) ( 1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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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所谓 “中国威胁论” 没有任何根据。 “和平” 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它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 历史上的统治阶层以 “天下和平” “太平盛世”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目标， 知识阶层以 “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 平民阶层以 “安居乐业” 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 古往今来， “和平” 文化元素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它内藏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外显于中国人的行为之中。 不少外国学者也认为， 中国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国家。 当代中国人继承和弘扬和平主义的优秀传统， 与世界各国构建合作共赢、 共同富裕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必将为实现当代世界的 “天下太平” 作出新的
贡献。

夷夏观的转变与天下观的再造——从思想史看明清更替对 “中国观” 的影响

李 晶

2018, 44(1):  72-79. 

摘要 ( 1471 )   PDF (553KB) ( 6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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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传统 “天下” 向民族国家转化之前， 明末清初发生了一次关于 “中国”问题的讨论， 其爆发点是夷夏之辨。 明清之际 “亡国” 与 “亡天下” 的二分， 激发了夷夏之辨的转变， 转变的发生导致了 “中国” 和 “天下” 内含的转换。 以顾炎武、 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思想家， 主张夷夏之辨承载的 “天下” 及其文化主体性， 在从康熙到乾隆的政治行动和运作中逐渐被消解。 雍正以 “大一统” 之 “天下” 驳议夷夏之辨的“天下”； 乾隆则容纳 “大一统” 和 “礼教” 这双重 “天下”， 统御于皇帝一人之下， 成功完成了 “大清皇帝是天下中国之主” 这一政治和文化双重主体性构造的历史进程。

宋元断例新考

胡兴东

2018, 44(1):  80-89. 

摘要 ( 1865 )   PDF (586KB) ( 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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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断例， 在法律性质上， 是刑事类法律； 在法律载体形式上， 主要是判例法， 但也有成文法； 在编撰体例上， 采用唐朝律典体例。 宋元法律概念中断例与判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宋朝断例是在对成文刑事法律作出解释和补充时所产生的司法产物。 宋朝对断例进行了 ２００ 多年的法典立法， 制定了至少 １６ 部法典。 元朝断例是当时通行的两种法律形式之一。 元朝断例是整个刑事法律的总称， 相当于隋唐时期的 “律”。 元朝法律形式中不管是条格还是断例， 都存在判例法， 仅是比例有所不同。 元朝只有 《大元通制》 和 《至正条格》 把断例作为独立法律种类进行立法。 宋元断例是中国古代判例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是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鲜活体现。

明清云南高原湖泊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以石屏异龙湖为中心

董雁伟

2018, 44(1):  90-99. 

摘要 ( 1273 )   PDF (684KB) ( 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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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异龙湖流域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 也是生态环境变迁的典型时期。 水利淤塞成为异龙湖生态环境变迁的主要表征及治理重点。 尽管在异龙湖的治理和开发中存在利益博弈和论争， 但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修治水利和恢复生态成为区域民众的共同利益， 生态环境变迁成为促进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主要动力。 异龙湖的小流域个案， 反映了明清时期云南高原湖泊开发与生态变迁、 社会运行的关系， 同时也说明高原湖泊水利社会史研究应重视区域地理环境， 并在生态环境变迁的视角下进行考察。

国家建构视野下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的分期与特点

李大龙

2018, 44(1):  100-110. 

摘要 ( 1327 )   PDF (725KB) ( 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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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上生活的人群大体可以分为游牧与农耕两大族群， 而两大族群的互动不仅构成了中国史书的主要内容， 也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 从国家建构的视阈下探讨两大族群的互动， 不仅为研究两大族群互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更有助于形成符合阐释中华大地主权建构与族群凝聚历史的话语体系。 因此， 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 将两大族群的互动分为五个时期， 并对每个时期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理论再探

汤 莹

2018, 44(1):  111-118. 

摘要 ( 1587 )   PDF (536KB) ( 7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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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 是顾颉刚于抗战期间提出的一个重要民族理论。 从现有资料来看， 顾氏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理论， 不仅在于其从前人如梁启超的民族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 更在于其能够运用 “考究典籍” 和 “实地调查” 相结合的方法， 从而建立了这一既有历史根据、 又有调查依据的理论。 此论一经问世， 不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论争， 还引起了政界的关注和肯定。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领导者节制德性涵养研究

袁明旭

2018, 44(1):  119-128. 

摘要 ( 1267 )   PDF (600KB) ( 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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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要求领导者保持勤俭节约良好作风， 要有节制的德性。 但由于种种原因， 节制德性在一些领导者身上日渐淡薄。 当前廉政建设中反对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的 “四风” 和 “三严三实” 教育， 就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和培育领导干部的节制德性。 由领导角色的特殊性决定， 领导者必须驯服欲望、 节制权力、 克制情感、 抑制冲动、 约束享乐。 这不仅是建设性领导的前提， 也是领导者个体生命发展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培育领导者节制德性， 具有着紧迫性和关键性。

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史研究初论

孙晓春

2018, 44(1):  129. 

摘要 ( 1282 )   PDF (489KB) ( 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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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伦理思想是历史上的思想家有关政治伦理问题的认识结晶， 其主题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性。 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层面有着十分深切的关注。 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 生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与历史上的思想家一样， 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也要对这一问题给出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答案。 我们对有关社会政治生活伦理问题形成自己理解的前提， 就是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产生、 发展的历史， 以及理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 作为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之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生生不息： 乡土景观模型的建构性探索

彭兆荣

2018, 44(1):  138-147. 

摘要 ( 1287 )   PDF (1249KB) ( 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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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进行空前的变革， “城镇化” 使得传统乡土社会面临艰难的转型和命运的抉择。 以农耕传统为背景的中华文明正在接受挑战， 抢救快速消失的乡土景观考验着当代学者的责任与能力。 据此， 我们尝试着 “生生不息的乡土景观模型” 的建构， 将有助于在社会变迁中保护和保持传统乡土景观的形制。

旅游审美的城乡二元结构

吴海伦

2018, 44(1):  148-154. 

摘要 ( 1266 )   PDF (502KB) ( 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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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审美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指旅游主体的审美居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在城乡之间回环往复。 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社会学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同， 旅游审美的城乡二元结构， 是从旅游审美的角度， 研究城市审美与乡村审美的并置与融合。 沿袭文化的传统以及旅游业发展的现状， 探讨旅游审美的城乡二元并置， 主要是居于城市回望乡村， 居于乡野渴望城市； 而对城乡二元融合的旅游审美探讨， 则着眼于旅游审美中的城乡审美的共同特征， 研究其审美的理想归宿， 这种理想归宿的获得， 必须诉诸于城乡家园感的营造。 在这里自然、 文化、 生命、 情感融合为一， 如此， 旅游者才可以自如地体验到乐游与游乐的生活愉悦， 这也是旅游审美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具体运用的实际意义所在。

地权界定中的宗族与国家

刘 锐

2018, 44(1):  155-163. 

摘要 ( 1371 )   PDF (589KB) ( 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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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业权作为民间习惯并未形成权利， 无论是民间意识还是外在制度， 均不否认国家作为终极产权主体。 当经济变迁带来土地的强财产属性时， 即使祖业权嵌入的宗族网络稳定， 宗族为获得好处仍会争夺清晰地权。 一方面， 无论所有权还是使用权的权利声称， 均强调各自的 “管业来历” 具有社会合理性； 另一方面， 产权声称背后的利益诉求存在矛盾， 如何通过确权分利建设地权秩序， 深度考验基层政府产权实施能力。 若政府在地权纠纷中无底线妥协， 以获取实利为目标的地权主体， 就会快速扩张自己的地权边界，博弈的无序化就带来地权纠纷。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余 练

2018, 44(1):  164-172. 

摘要 ( 1177 )   PDF (536KB) ( 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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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