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6年 第42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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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 — 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

周大鸣

2016, 6(2):  0. 

摘要 ( 2226 )   PDF (499KB) ( 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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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宗族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宗族的类型可分为传统宗族和现代宗族|从空间纬度上看，宗族又可分为乡村宗族和城市宗族。考察和研究不同形态宗族的变化发展历程，可认识和把握它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是如何完成转型的，及其对一方山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为此，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各种形态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族的研究。

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 — 美国“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解读

潘天舒

2016, 6(2):  8. 

摘要 ( 2306 )   PDF (519KB) ( 7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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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北美地区产生和发展着一场影响深远的信仰实践活动，这一活动因其具有新宗教运动的特性，被称为“新时代运动”。借助民族志田野洞见，并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这一案例进行审视，在以多元文化交融为特色的新时代信仰实践过程中，源自非西方文明的宗教传统，成为西方信徒们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并为其应对后现代性条件下产生的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对“新时代运动”进行人类学解读，将有助于我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修正僵硬的宗教观，以便在研究和观察当代中国信仰生活实践时获得灵感和启示。

在医院去世与在家中去世 — —有关中国公民死亡地点的社会学辨析

景 军， 袁兆宇

2016, 6(2):  14. 

摘要 ( 3393 )   PDF (419KB) ( 1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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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人的死亡通常发生在医院或家中。什么人更可能在医院或在家中去世的问题，既属于流行病学研究范畴，同时也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和既往研究反映的情况，中国公民中成年人的死亡地点分布，十分明显地呈现出社会分层的烙印。与这一现象相关的因素中，城乡户籍、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分化的关联较大。

与阿里耶斯对话——就死亡地点讨论纳西族死亡观

和文臻

2016, 6(2):  19. 

摘要 ( 2271 )   PDF (519KB) ( 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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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研究，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由于宗教情怀曾十分坦然，所以死亡的过程和死亡本身可称为“驯服的死亡”。而到20世纪中叶，死亡的观念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不但被世俗化，而且被医学化。考虑到西方人死亡观念的演变和现代医学对死亡处理方式的影响，阿里耶斯认为，传统“驯服的死亡”到20世纪50年代已被“野蛮的死亡”替代。与阿里耶斯的观点不同，云南丽江纳西族在民间信仰的影响下，仍然推崇应该发生在家中的“驯服的死亡”，虽说在部分纳西族人中，“野蛮的死亡”已成为制度化惯习。

红河哈尼梯田生态及景观的现代修复

王清华

2016, 6(2):  25. 

摘要 ( 2322 )   PDF (477KB) ( 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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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哈尼梯田农业生态及景观， 由高山森林、 中山村寨、 下半山梯田所构成， 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独特的农业生态系统和整体的大地艺术景观。 因此， 对她的任何部分的破坏，都将失去整体， 所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 也因此， 对她的恢复和保护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在大量运用现代理念、 现代理论、 现代手段对红河哈尼梯田进行保护和发展的时候， 我们应该“发现传统”， 利用传统知识和传统保护方式服务于今天。 实际上， 红河哈尼梯田农业生态及景观的现代恢复， 就是全面恢复和发展哈尼族的传统文化， 就是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


箐口村哈尼族“蘑菇房”现代变迁中的传承

陈 燕， 尤伟琼

2016, 6(2):  31. 

摘要 ( 1929 )   PDF (503KB) ( 1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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箐口村哈尼族蘑菇房的现代变迁， 源于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亦有其自身原因， 更与政府基于旅游发展动机推行的政策直接关联， 但内中也参入了村民的主动性选择。村民的文化自觉， 实现了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 “蘑菇房” 中的移植、 嫁接、 创新与发明。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我们须重视文化自觉， 珍视来自文化主体的声音， 尊重民族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诉求， 从而在保护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进入现代社会之间找到一条和谐共生之路。


香格里拉“藏民家访”的文化解读

马翀炜， 和爱红

2016, 6(2):  36. 

摘要 ( 2196 )   PDF (548KB) ( 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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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节”以其在特定时空中的狂欢形式，起到了在社会不同层级之间进行沟通的作用。香格里拉藏族百姓在10余年时间中，摸索创造出的“藏民家访”文化展演，则是以狂欢式展演的方法，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丰富的文化片段因狂欢式展演而被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用于新的文化生产而改造的藏族民居，因保留了藏族家屋文化的基本元素，而成为最适于悬置文化差异、实现文化沟通与文化交融的空间。

芒市三台山德昂族哭嫁婚俗研究

黄彩文， 黄昕莹

2016, 6(2):  42. 

摘要 ( 2210 )   PDF (519KB) ( 8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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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嫁是广泛流行于我国民间社会的一种婚俗，云南芒市三台山德昂族至今仍沿袭着特色浓郁的哭嫁习俗。在婚礼期间，新娘及其女性亲属用恸哭的方式来迎接婚姻这一重大的人生礼仪，而村寨中的歌手则用吟唱嫁歌的方式来呼应新娘的恸哭。三台山德昂族的哭嫁歌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呈现出歌哭分离、文本即兴和曲调固定等特点，承载着族群迁徙的历史记忆，蕴含着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体现了委婉内敛的民族性格，强化了村寨女性的互助同盟，是研究德昂族的族群历史、婚俗发展、妇女心理以及民族音乐的重要资料。

虚拟社会治理的泛珠三角合作创新

谢俊贵， 罗 萍

2016, 6(2):  47. 

摘要 ( 2027 )   PDF (463KB) ( 6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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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利用广泛普及的今天，虚拟社会治理泛珠三角合作作为社会治理泛珠合作的组成部分，已是泛珠合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泛珠三角区域对虚拟社会治理高度重视，其中公安部门开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之先，取得较好合作成效。当然，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仍处于初创阶段，现有的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远非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的全部内容，合作治理的主体结构、内容分布、方式方法等也都还值得不断创新。为此，加强虚拟社会治理泛珠合作创新研究很有必要。

“亲密陷阱”与风险治理——基于关系理性范式的讨论

马光选， 刘 强， 李保林

2016, 6(2):  53. 

摘要 ( 1869 )   PDF (457KB) ( 7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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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风险治理中特有的“亲密陷阱”，在制度主义范式、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都无法进行有效阐释的情况下，引入“关系理性”范式对其进行尝试性解读，可以认定，“亲密陷阱”的存在是中国人关系理性的理性化程度不够所致。“亲密陷阱”的具体表现为“亲密而忘是非”“亲密而少防范”“亲密而无原则”“亲密而失底线”等四种形态，其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非对称化关系模式。要走出“亲密陷阱”，需要实现非对称化的亲密关系向对称化转型，也就是要积极推进主体间关系理性化进程，通过主体间关系的有序化调整，打破其运行逻辑，从而达到对隐匿其中的风险进行有效治理的目的。

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收敛与社会抗拒——兼论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启示

刘 燕

2016, 6(2):  59. 

摘要 ( 1682 )   PDF (435KB) ( 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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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东扩10年，对其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对欧盟国家人均GDP等方面的经济收敛和诸如失业率等因素所体现的社会抗拒进行测度，分析得出欧盟28国经济收敛主要由东扩后入盟的13个新成员国带来。然而，政府债务、失业率等社会抗拒因素则在原欧盟15国内对经济收敛的抗拒更为明显，并已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阻碍。因此，虽然欧盟经济发展的收敛趋势有利于缩小新老成员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及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抗拒倾向不断加强，将会给欧盟一体化进程带来更大挑战。欧盟一体化进程遭遇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的二元对立，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启示。

世系、宗庙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龙迪勇

2016, 6(2):  64. 

摘要 ( 2195 )   PDF (2530KB) ( 8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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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被称之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或“正统”，而作为二十五史体裁的纪传体叙事，则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传统。考虑到本纪在所有二十五史中都处于位列第一的核心位置，我们认为，本纪所代表的世系叙事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中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血缘意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由于本纪存在于全部“正史”之中，并在其历史叙事中起着“纲纪”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主要模式|而在这一叙事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宗庙这一特定的建筑空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如果说，宗庙是宗族世系的空间化的话，那么，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则是宗族世系的文本化。

从互文性看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外故事”

谭君强

2016, 6(2):  81. 

摘要 ( 1810 )   PDF (552KB) ( 7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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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任何一位作家在其创作中都会受到前人或同时代人创作的影响，这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中尤为明显，其中所出现的互文现象尤为引人注目。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互文性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嵌入文本与原有文本形成多重关系，在抒情文本中显现出不断延伸的“外故事”。这种互文性关系不仅加强了诗歌的语义浓度，也使诗歌前后贯通，构成为连绵的诗歌整体。

可靠、不可靠与不充分叙述——一种修辞诗学

[美] James Phelan 著， 王 浩 编译

2016, 6(2):  87. 

摘要 ( 1818 )   PDF (623KB) ( 1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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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研究中，修辞方法关注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虚构或非虚构文本中的人物叙述对这种关系产生的作用，会对读者施加相应的情感和伦理影响。人物的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不充分叙述均不存在二元对立关系，将这三种叙述类型及其亚类型排列在一个从非常可靠到很不可靠的谱段之上，则既能够对人物叙述予以清晰的描述，又能为内容更为广泛的叙事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王 岩， 潘友星

2016, 6(2):  93. 

摘要 ( 2213 )   PDF (430KB) ( 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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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中和思想对协商民主的当代价值

程同顺， 杨 倩

2016, 6(2):  98. 

摘要 ( 2083 )   PDF (449KB) ( 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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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其主要目的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进行补充和修正。协商民主虽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作为一种多元和包容精神的体现，在中国却有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根基，特别是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二者都强调多样的统一和动态的平衡，要求包容和吸纳不同的意见、观点和利益要求，要求和而不同，和谐共存而又不千篇一律，存在差异而又不相互冲突。当前中国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对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进行批判性借鉴，既要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又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同时，还要努力实现协商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拓宽协商民主的范围和领域。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政府责任与公共精神

魏崇辉

2016, 6(2):  103. 

摘要 ( 2236 )   PDF (400KB) ( 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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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考察需要基于协商民主展开。协商民主存在于基层民主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中，同时以各地方经验得以展示。在体制内积极探索具体路径，是当下推进协商民主以实现成功地方治理的基本方式。地方治理的成功需要具有对地方政府责任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并借由教育与回应使其得以践行。公共精神的理性塑造对于推动地方治理的有序进行是必需的。

民族人才在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的价值维度

邓玉函

2016, 6(2):  107. 

摘要 ( 2005 )   PDF (462KB) ( 7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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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体现的是在民族的政治实践中制度对人的一种价值关系，内含其实践逻辑与路径。民族自决、民族文化、自治权力、主体权利等体现了民族人才在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的价值维度，民族人才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价值引领者和担当者，地区明确，是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人才保障和组织保障，主要在根本上为造就成熟的民族自治政治社会提供主观条件。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孙保全

2016, 6(2):  113. 

摘要 ( 2167 )   PDF (438KB) ( 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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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吴洪琳

2016, 6(2):  118. 

摘要 ( 2157 )   PDF (478KB) ( 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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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士与道教的排斥及政府禁止汉人信佛的法律限制，佛教自汉代传入至西晋时期，信仰者大多为“羌胡”，佛教在一定程度及范围内，成为民族边界标识的工具|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建立者因其民族身份，对“夷狄之神”佛教大力支持，以此凸显其民族身份，但汉人信仰佛教禁令的解除，形成了“胡、晋略皆奉佛”的局面，又在宗教层面上弥合胡、汉民族边界|北朝时期，太武帝与周武帝在极端反佛的方式下，也有摆脱本民族印记、认同华夏的意图|隋唐时期，困扰内迁胡族的胡、汉冲突与儒、释、道三教论争，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佛教成为胡、汉共同的信仰，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的产生。

从男女有别到男尊女卑：汉代妇女理论转向及其成因探析

曲宁宁

2016, 6(2):  123. 

摘要 ( 1928 )   PDF (553KB) ( 1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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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后期以降，妇女理论逐渐出现重要转变，即由强调男女有别变而突出男尊女卑。而导致这一变化发生在汉代的主要原因有五，一为建构“大一统”社会秩序的需要|二是经济模式调整|三为重建汉代家庭伦理的时代诉求|四为家庭结构的变化|五是阴阳学说的发展与传播。

宋朝对士大夫官僚法律知识改善措施、失败及其影响研究

胡兴东

2016, 6(2):  129. 

摘要 ( 1950 )   PDF (771KB) ( 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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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成为国家治理核心力量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事件。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的知识结构对国家治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宋朝初期国家有改进士大夫官僚群体法律知识和司法技能以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努力，然而在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各种抵制下，国家的努力最终失败。宋朝士大夫官僚群体因缺乏为官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导致了必须借助胥吏群体实现国家治理的需要。形成士大夫官僚群体与胥吏群体共生的政治结构，让国家政治出现显现和隐性两大政治群体。胥吏群体在政治上被轻视，经济上没有相应保障，致使吏群体借用公共治理中的技能获取经济利益，构成宋朝社会中结构性腐败。元明清时期国家治理中出现士大夫官僚获得公共政治话语和权力，胥吏群体垄断隐性治理技能的社会结构。胥吏通过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和所寄存的公共权力来“寻租”获取生存资源，导致国家治理中出现结构性低效和腐败问题。

法律社会学与法律人类学的边界

王伟臣

2016, 6(2):  141. 

摘要 ( 2231 )   PDF (537KB) ( 8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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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在诞生初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研究西方社会的法律，后者关注非西方社会的法律。但是，这种对象上的边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的国际化与人类学的本土化已然消失。与此同时，法律人类学又丧失了专属的职业背景，它与法律社会学在研究者身份上的边界也在消失。最后，随着社会学系的研究者可以使用深度访谈的田野调查方法开展法律研究，法律人类学又失去了专属的研究方法，它与法律社会学的边界最终彻底消失。基于对法律理解的立场，并无必要强调什么是法律社会学，什么又是法律人类学，它们之间的边界不能仅仅只是被动地消失，而必须要主动地开放。

黑格尔法权概念的现代意义——以《法哲学原理》“导论”为例

庄振华

2016, 6(2):  147. 

摘要 ( 2544 )   PDF (442KB) ( 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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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国际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主张合理地跳出马克思的批判之外来重新看待黑格尔的法权学说。这一学说既不像近代早期自然法学说，也不像德国的历史学派，而是试图在人类精神的现代处境下，以自由意志为出发点，考察人如何通过逐步承认与超越其周围的生活世界，并将自身之力贡献到那些比其自身更为根本的世界整体结构中去（而不是控制这些结构），为法权现象的存在提供基本的可能性条件。这种法哲学对于当代的启示在于：法制建设应重视法条在生活世界的切己性、各种层次的法条之间的整体关联性和法对于生活的引导与指向作用。

FTA 投资章节对国际投资法碎片化体系的影响

郑 蕴

2016, 6(2):  152. 

摘要 ( 1771 )   PDF (480KB) ( 6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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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投资章节正逐渐成为国际投资法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们以投资法体系为基础，进而对体系产生影响。厘清条款内容、缔结主体等适用范围因素，明确适当协调多国共同参与且具有完整投资条款的投资章节，能合并投资法体系复杂的结构。投资章节的自由化功能可能将现有体系分化为相互独立的“自由市场”，加剧主要经济国的制度竞争。对比欧洲与美国的FTA投资章节实践，可以看到，积极参与投资市场、发展符合国家利益的投资条约范本，并通过专门缔约机构进行推广，是参与碎片化投资秩序的有力途径。

重新界定：先锋理论与实践——从波焦利、卡罗尔和米勒的理论谈起

乔国强

2016, 6(2):  159. 

摘要 ( 1876 )   PDF (616KB) ( 1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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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研讨先锋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西方不少先锋理论家直接或间接地认为，先锋理论存在于先锋实践之前，或者说，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话语。从波焦利、卡罗尔和米勒的研究来看，先锋文学艺术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并非是由某个“先在”的先锋理论决定的，而是在先锋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生活等的他律互动中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所谓的先锋理论是一个特指的概念，我们既要把它看做是依据先锋文学艺术创作所做的理论归结，又要把它放到总体文学艺术中去考察。

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双螺旋耦合机制研究

秦德智， 赵德森， 邵慧敏

2016, 6(2):  168. 

摘要 ( 2165 )   PDF (416KB) ( 7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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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民族文化系统和城镇化系统两大系统链条，二者存在着互动自反的双螺旋耦合关系，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城镇化”双螺旋耦合模型。其中，人、知识、产业、生态这四大“碱基对”形成的双链结构，既是关联民族文化链条与城镇化链条的联结要素，同时也是二者相互作用、耦合发展的基本内核。民族文化在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复制和传递，进而推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螺旋上升与协同发展。推进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需要构建城镇人文化、城镇知识化、城镇产业化和城镇生态化在内的“四位一体”的耦合模式，而政府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文化驱动力则共同形成了驱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三元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