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3年 第49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3-03-15

上一期   

胸怀天下：一个中国式概念的政党史分析

蔡文成

2023, 49(2):  1-10. 

摘要 ( 857 )   PDF (8165KB)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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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天下是典型意义上的中国式概念，是一种情感性追求、价值性希冀、工具性认知、身份性坚持的集合体。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史也是一部极具天下情怀、天下理论、天下实践、天下身份的历史：在情感性维度，始终以人类进步为理想遵循；在价值性维度，始终以天下为公为伦理遵循；在工具性维度，始终以科学理论为认知遵循；在主体性维度，始终以角色定位为行动遵循。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应在把握规律、关怀现实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必须洞察全球态势，实现中国在复杂变局中顺势有为；必须深化两个结合，实现理想信念与文化道义相融通；必须统筹两个大局，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相统一；必须坚持宣传为辅，做好胸怀天下的对外阐释性工作。

习近平关于党的现代化建设重要论述：逻辑生成、主要意涵及战略价值

刘华

2023, 49(2):  11-18. 

摘要 ( 846 )   PDF (6867KB)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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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党的现代化建设重要论述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基础上，总结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百年经验的历史逻辑，并结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实思考的实践逻辑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其意涵丰富，意义深远，包括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依法执政、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以及持续推进自我革命等影响深远的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学说的理论宝库，拓展并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对于防范化解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挑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构建大学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谭婷

2023, 49(2):  19-28. 

摘要 ( 813 )   PDF (8524KB)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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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必然遵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党建引领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新时代治理导向和实践路向为指引，注重运用共同体思维，在深入分析当前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精神困境、融合困境、行动困境的基础上，着眼坚定人民立场、强化领导核心作用、注重文化价值引领、坚持学习型政党本质四个方面，坚持以师生为本实现源头治理、构建“一轴多元”大学治理格局提升治理合力、树立新时代大学精神激发治理活力、推进大学改革创新增强治理韧性，创新推进大学治理共同体建设，切实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一项系统工程：新时期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思考

卢光盛

2023, 49(2):  29-39. 

摘要 ( 794 )   PDF (8902KB)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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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建设，应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展开。“三大体系”是一个系统，建设“三大体系”应坚持系统思维。在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的建设定位中，学科体系建设是核心，学术体系建设是根基，话语体系建设是重点。“围绕核心，扎实根基，突破重点”是今后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大方向。找准交叉落点、明确学科边界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确立研究范式、构筑理论体系是学术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创新解释体系、扎实内外传播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南亚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

孔建勋

2023, 49(2):  40-48. 

摘要 ( 959 )   PDF (7822KB)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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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背景下，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和南亚东南亚研究人才培养中要注重语言、历史、理论和方法四个维度的整体推进。语言能力是基础，研究者需熟练掌握对象国的语言学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力；历史意识是核心要素，研究者需了解南亚东南亚历史进程所塑造的文化多样性及其对当代现实问题的影响；理论思维是学科基石，引导区域国别研究人员从“通才”到“专才”的转变；研究方法是通往结果的路径和工具，区域国别学者应掌握传统的定性、定量等不同取向和大数据挖掘与智能数据分析等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思考空间”与文明交界带——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文边疆视角

袁剑

2023, 49(2):  49-56. 

摘要 ( 806 )   PDF (6370KB)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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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研究有其时代性特征，必须与时代的历史—地理场景联系起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正经历着一个从“思考时间”向“思考空间”的转变。经由对近代中国与欧洲在边疆视角下的认知与分类变迁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位于欧亚大陆文明交界带的诸如土耳其、中亚诸国等在区域研究中显示出重要价值与意义，并凸显了中国在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研究方面的未来前景。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贺鉴

2023, 49(2):  57-67. 

摘要 ( 856 )   PDF (9444KB)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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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流互鉴与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鉴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另一方面，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树立了典范。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已拥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基础，同时面临百年大变局提供的时代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域内和域外的双重挑战。鉴于此，中国与非洲应携手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动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积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不懈努力。

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社会责任实践及其对中国

企业的启示

邹春萌

2023, 49(2):  68-80. 

摘要 ( 807 )   PDF (8647KB)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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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借助战争赔款回到东南亚，迄今在该区域的经营已有70多年。这期间，日本产品经历从“大规模的抵制浪潮”到“为东南亚民众所喜爱的国际品牌”的转变，日本国家形象也经历从“经济动物”到“最信赖”国家的转变，这背后离不开日本企业不断调整和改进社会责任实践。通过分析日本企业社会责任在东南亚的发展演进，可以看出日本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在理念上、内容上、手段上和对外宣传上都具有明显的自身特色，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责任体系，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在与东南亚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中国企业应学习借鉴其有益经验，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当地社会，实现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塑造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共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浅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基础本体论

卢凌宇

2023, 49(2):  81-95. 

摘要 ( 816 )   PDF (12667KB)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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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本体论。共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共生理论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基础和支柱理论之一。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界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共生理论突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占主导地位的求“异”路径,主张探求事物间关系的普遍性,即求“同”。共生理论的求同观念主要体现在四个向度,分别为时间“同”（连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空间“同”（适用于中国和非中国的事件解释）、物种“同”（贯穿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和国际关系学“同”（以共生来统合国际关系学的基本主题）。对四“同”的深入探究，拓展并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并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本体论。

农业革命与国家生成：一个重要的人类学视野

彭兆荣

2023, 49(2):  96-102. 

摘要 ( 842 )   PDF (4741KB) ( 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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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革命作为历史演化的重要事件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被公认为一种历史性社会进步。主流观点认为：以栽培和驯化，以及水利灌溉为基本特征的农业革命不仅是原始时期人类采集狩猎形态的进化，而且促使了人口聚集、群体定居、城市雏形乃至国家的生成。近一段时期，人类学家对上述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出现强烈的反思性、甚至是反叛性观点；尤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谷》Against the Grain: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 201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Against the Grain是作者有意而设定的双关语，具有“事与愿违”的意思。此书2019年由翁德明翻译，麦田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为《反谷》。2022年由田雷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意译为《作茧自缚》。笔者在引用时兼顾三者，择而引之。为代表。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人类学的反思观点对于我国的传统农耕文明、社稷国家的历史是否具有解释性，是否具有周延性，是否具有挑战性，都需要辨析，值得探讨。

多元现代性视域内“民族”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袁祖社

2023, 49(2):  103-114. 

摘要 ( 809 )   PDF (9879KB)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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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反思批判视域内，“民族”和“共同体”各自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确定的内涵和所指。现代公共哲学对于民族与共同体问题的全面关注和有效介入，必须从核心理据探寻、话语逻辑确立以及实践—价值论意义辨析、澄明等方面，有效借鉴“多元现代性”理论的理念和分析范式，确立深度全球化时代“民族”与“共同体”关系问题上应有的典范性和前瞻性意义的理论立场和相应方略。这意味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整体性意义上民族与共同体各自的发育和成长形态，内在关涉着其自我认知和自我觉悟的水平，同时反映、代表和体现着民族与共同体主体自我的文明、进化程度。而对于现代民族和共同体之间相互冲突关系的确当性理解和处理方式，则更是全球范围内作为现实“类主体”的世界历史个人、民族国家等，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获取、捍卫、实现其合法、正当性基本权益的觉醒程度。

滇西南传统商路变迁的市场因素和国家因素

张锦鹏, 陈晨

2023, 49(2):  115-122. 

摘要 ( 889 )   PDF (4945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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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南传统商路主要有景东道和元江道，清以前以景东道为重，商路指向大理，其原因主要是受大理市场容量和区域辐射力的吸引。清中叶改土归流后，滇西南商路的重心从景东道转向元江道。商路重心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昆明作为省会中心城市兴起而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效应，二是元江至普洱府设官道，道路安全有了保障，三是晚清思茅开埠通商的外向型发展机遇使滇西南商路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从滇西南商路变迁过程，可以看到市场和国家的力量均起到重要作用，尽管市场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它仍然需要国家作为强大后盾，才能发挥出市场巨大潜力。这一规律，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在发挥着作用。

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

安北江

2023, 49(2):  123-134. 

摘要 ( 1044 )   PDF (8785KB) ( 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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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国家秩序”建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传承性，且贯穿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宗法式与地缘式的“天下秩序”理念，是古人诠释世界和维系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思想。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王朝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华文明核心体的形成和族群意识的凸显，是“天下秩序”得以传承与变革的基础。“国家秩序”和“国家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古人想象“天下秩序”崩塌与重构的结果。在“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统观”与“正统观”成为主体民族政权角逐天下后的政治意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天下秩序”理念，形成历史上的“中国精神世界”，最终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为此，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政权，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理想才得以实现。阐释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间接回应了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来倒叙解构历史中国的舛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三维阐释

张琳, 周扬

2023, 49(2):  135-143. 

摘要 ( 815 )   PDF (6504KB)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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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信”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提出和强调的重要概念。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是党百年奋斗的成就和贡献，精神支撑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定历史自信是保持战略定力，锚定战略目标的客观要求；是增进党的团结统一，贯彻“两个确立”的题中之义；是坚守人民立场，保持党同人民血肉联系的必然选择。坚定历史自信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通过常态化的党史学习增强思想、政治和行动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人民至上，在斗争中增强历史主动，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实践与现实启示

唐彦林, 李蒙佐

2023, 49(2):  144-150. 

摘要 ( 896 )   PDF (5260KB) (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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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被凝练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抗战时期把群众路线思想广泛运用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带领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三三制”原则，开展整风运动；推动文化与抗日群众相结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及成功运用也为新时代探索群众路线新的实践方式，满足新的群众利益在思想和实践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通过指导性案例助推程序法发展——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林喜芬

2023, 49(2):  151-159. 

摘要 ( 776 )   PDF (7690KB)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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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绩，但在刑事程序法发展的向度上尚需补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涉及刑事程序问题的案例基数较有限，争议焦点也比较边缘。今后，有必要理清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与刑诉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关系，发挥其基于案件事实情境的规范漏洞填补功能，更全面地涵括刑事程序法的核心焦点问题，维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应畅通从其他代表性案例遴选指导性案例的机制，以提升指导性案例的基数、质效和论证水准。

行政任务视角下的府际关系法治化：以对口支援为例

杜国强

2023, 49(2):  160-172. 

摘要 ( 824 )   PDF (7690KB)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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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涉及中央政府、支援方政府、受援地政府三方主体，是我国大国治理中旨在缓解“规模问题”引发的“规模焦虑”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政府活动。在政治动员机制、行政发包机制、政治锦标赛机制、馈赠机制等内部管理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对口支援已经在实践中呈现出显著的成效。然而，支援方政府在承担多元行政任务的背景下，向受援地的援助中享有决策裁量权，在行使其塑造自由中可能出现瑕疵。有必要从府际关系法治化的角度，对支援方政府的裁量权加以导控，进而实现对口支援制度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