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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48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2-09-15

上一期   

习近平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

燕连福

2022, 48(5):  1-10. 

摘要 ( 982 )   PDF (32939KB) (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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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论述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石、历史依据、文化基因和现实基础，深刻阐明了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全面的、共建共享共创的、渐进式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于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丰富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展望未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形态

王沁荷

2022, 48(5):  11-17. 

摘要 ( 906 )   PDF (22882KB)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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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兼具理性批判与感性审美，融合了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理论立场、创作尺度与评价标准三个层面的中国形态：一是文艺理论内在的人民立场与政治向性；二是文艺创作尺度的现实主义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遵循；三是文艺评价标准的大众化倾向与时代化特征。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回答了文艺是为什么人、文艺创作应该遵循什么、文艺评价标准应该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场域的强盛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

李国强

2022, 48(5):  18-26. 

摘要 ( 919 )   PDF (29206KB) ( 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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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自然生成的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中国民族共同体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部落联盟、“大一统”政治传统、中华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逻辑。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夯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基础，又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融通“自在”与“自觉”：“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新解——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二

潘先林

2022, 48(5):  27-34. 

摘要 ( 957 )   PDF (27720KB)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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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初，木芹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将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推进到中华民族史研究。其核心论点，中国历史上始终保持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即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这一个联系的面，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领域，也就是中华民族史的范围；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既矛盾又统一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在整体发展，但不排除各少数民族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的研究，既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与理论基础；又能够融通“自在”与“自觉”，避免了将中华民族人为区分为“自在”和“自觉”两个发展阶段的割裂式认识，最终从理论与史实两个维度真正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暨民族主义范式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影响。

“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李大龙

2022, 48(5):  35-44. 

摘要 ( 957 )   PDF (31612KB)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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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词语，今人从不同的角度又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也应该动态地认识“边疆”和“中国”含义的变化，同时即便在全球的视野下审视“边疆”与“中国”的交融也需要有一个基点，这是“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出现的价值所在。这一基点应该是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其疆域属性由传统王朝国家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

边疆开发与建设的“西南模式”——以民国云南植棉业为中心的讨论

罗群

2022, 48(5):  45-55. 

摘要 ( 862 )   PDF (36177KB)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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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西南边疆虽资源丰饶，但“既未能积极开发，复无消极保障，致召外人垂涎”。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开发不仅主要依靠农业、工业等经济结构的转化与经济资源的开发进行边疆社会现代化变革，且表现为此种开发与建设是建立在主权国家观念的基础上的。在国家化整合的前提下，开发边疆与中华民族复兴密不可分，同时交织着中央与地方实力集团的博弈，体现出边疆建设与开发中的“西南模式”。云南植棉业由此成为原料自给、棉纺织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不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在原有经济基础上边疆开发与建设的切入点。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边务组及其地位考论

娄贵品

2022, 48(5):  56-64. 

摘要 ( 914 )   PDF (28008KB)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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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边务组成立于1932年11月，1935年11月被撤销。设置边务组的建议，是为应对日军制造伪“满洲国”后继续煽动蒙古人分裂而提出来的。该组的人选符合留心边务、熟悉边务及与边防有关系的要求。该组的工作主要包括对边事的研究与建议、对边疆的调查与对族群的宣导，以及办理边区语文讲习所，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军事第一的抗战时期，边务组在党、政、军、教四大系统的边政机构中是更为重要的。对于该组的研究在中国边疆学构筑中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

林文勋, 田晓忠

2022, 48(5):  65-76. 

摘要 ( 986 )   PDF (39351KB) (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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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民”与“富民”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他们在汉唐及唐宋时代的经济行为与社会活动，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特征。汉唐“豪民”与唐宋“富民”既有关联性，也有差异性。商品经济发展、社会流动加快，是“富民”兴起的前提和基础，也决定了“富民”与“豪民”的差别及其走向。两税法确定了“富民”拥有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他们与国家之间结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两税法是“富民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宋代赋役衍变的制度逻辑

黄纯艳, 陈娅娜

2022, 48(5):  77-89. 

摘要 ( 901 )   PDF (42612KB)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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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役制度具有保障财政供给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功能。赵宋王朝既遵循汉唐时期王朝体制、儒家治国和以农立国的基本原理，也适应财政结构和社会经济新变化，制定其赋役制度。募兵制的财政压力是赋役变化的基本制约因素，但除现实需要外，赋役结构和征收原则还需要作出符合儒家原理的解说。宋人用护农征商、抑制兼并解释财政结构从“食租衣税”到征榷养兵的变化；用赋役制度的适度和均平原则体现其奉国与安民的职能；以定额制度、分隶制度和放任擅征的做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这一制度逻辑下形成的宋代赋役制度一定程度上为国家治理根本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助力，同时实际上加剧了地方财政困窘，使百姓赋役负担不断增重。

清至民国时期越南私盐侵滇与边岸治理研究

赵小平

2022, 48(5):  90-100. 

摘要 ( 884 )   PDF (33524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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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国时期，云南食盐受产量有限、运路艰难、运距过远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开广等边岸地区的食盐经常供不应求，为外部食盐的进入提供了机会。中越两国盐商利用与云南接壤的地理区位和海盐价廉质优的优势，侵销私盐于云南开广等边岸，且呈现出侵销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的特征。当时的政府虽重视缉私，但由于各种原因，缉私效果并不佳，进而严重影响到边岸的安定和治理。

唐宋商人与商业信息传播

唐国锋

2022, 48(5):  101-109. 

摘要 ( 851 )   PDF (32052KB)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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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商业信息的传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业信息蕴含商机，商人对商业信息最敏感，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获取商业信息，通过商业信息精准地掌握商品的供需、物价的涨落，从而促进商业活动发展，促使商业交易频繁，商业效率提高；他们也是商业信息传播的重要源头和媒介，因他们的活动而构建起较健全的商业信息传播网络，唐宋社会商品经济因此而不断健康发展。

中国土司历史地理与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

杨伟兵

2022, 48(5):  110-117. 

摘要 ( 1023 )   PDF (28526KB) ( 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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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管理制度，其在历史上的实施，以西南地区最为广泛，这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我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长期以来，土司研究重其名实、性质、职分、世系等讨论，对其置废、分布，特别是长官驻地、辖境范围等历史地理状况研究较少。基于从事《清史·地理志》编撰和《清史地图集》编绘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认识，推进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可弥补学术界在土司驻地、建制、管理层级和辖境范围等方面上考察的不足，也是从更高、更深视域的疆土管理等中央与地方关系审视土司制度的需要。具体上，可以采取“世袭职授查其沿革，政体建置考其地理”，纵横经纬结合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并在一手档案资料基础上重视制度史与实际运作的过程讨论，积极开展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乃至编绘土司历史地图，全景式展示土司演变状况，对民族史、边疆学和地方治理等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多学科建构起到推动作用。

水权制度演进与明清基层社会——以云南为中心

董雁伟

2022, 48(5):  118-128. 

摘要 ( 891 )   PDF (35642KB)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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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云南地区水权制度进一步完善，水册制、定额制和水租制产生并推广运用于水权配置。水权的核心不是人对水的控制，而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水权制度的演进对明清基层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基层治理的深化及跨区域村落的整合。

明清云南土司地区赋役征收及少数民族编户问题探析

刘灵坪

2022, 48(5):  129-137. 

摘要 ( 884 )   PDF (29476KB)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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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明清云南土司的编户赋役问题，学界关注较少。如运用历史政治地理及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对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地区的赋役征收及少数民族编户问题进行考察，即可发现，元明两朝均已对云南土官、土司征收赋役，并已完成对部分少数民族的编户。明朝初年，中央王朝曾在云南各地土司编里甲造黄册，以征收赋役。明代云南各属土司中既有编户、编丁并承担赋税的“内地土司”，也有既不编丁，也不编户，甚至不承担赋役的“边外土司”。少数民族地区编户赋役的实施，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直接深入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标志。

我国案例规则的地方性及其溢出效应

牟奕霖

2022, 48(5):  138-146. 

摘要 ( 875 )   PDF (31427KB) (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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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推行并未产生预期效果。从中反映出作为统一性法律规范一部分的案例规则，存在产生依据不充分、本身结构性缺陷及与司法固有规律不适应等诸多问题。从实践性法律规则推行的可接受性和实际有效性的角度分析，将我国法院案例规则确定为一种地方性案例规则，符合对规则本源性、实践生成规律、案例规则适当定位，以及法律实施所具有的促进功能等基本问题的认识。然而，案例规则的地方性亦是案例规则发展的一个典型阶段特性，而非是案例规则的最终样态，地方性案例规则经由实践检验而提炼出的法律原则和规范，可发展为示范性和指导性案例规则，并被抽象司法解释所吸收，从而体现其作为法律体系功能构建重要一环所具有的溢出效应。

品行障碍的三种亚型及其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李 涛, 肖玉琴

2022, 48(5):  147-152. 

摘要 ( 911 )   PDF (23527KB)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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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障碍是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一种精神障碍，表现出反复持续的违反社会规则或者做出与年龄不相符的越轨行为。品行障碍可以分成三种亚型且发展路径存在差异，一种始发于青少年期，表现为对规则和权威的对抗；另外两种始发于儿童期，其区别在于其中一种具有高水平冷漠无情特质，而另一种冷漠无情特质水平不突出，仅仅表现出情绪和行为方面的问题。青少年期发生型表现的攻击和暴力行为较少，较少可能发展为成人期的反社会和犯罪行为。儿童期发生型表现出的问题更严重，其中高冷漠无情特质亚型的不良行为持续时间更长，后果更严重，且预后不良。高冷漠无情特质者在情绪情感方面存在缺陷，更容易受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且遗传的影响更大。在未来的矫治方面，应将品行障碍按照三种亚型进行分类矫治：青少年期发生型更多的归因于环境和父母教养，从家庭治疗着手可以较好地达到矫正效果；低冷漠无情特质发生型可从提高元认知和自我控制能力、提高问题解决能力、提升心智化水平等方式进行矫治；高冷漠无情特质发生型应该多考虑提升人际情感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提高共情水平、多设置以奖励为驱动的干预项目。

新时代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问题探讨

张士海, 张宏旭

2022, 48(5):  153-162. 

摘要 ( 917 )   PDF (33932KB)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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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起贯通个人、国家、世界三重主体的主观需求和客观需要的共同精神航标，是明确微观个人的生存追求及宏观世界的发展蓝图形成共识性价值的逻辑在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交互承继的新发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实质在于：以和平、发展为观念基础的文化引领；以公平、正义为理性诉求的价值支撑；以民主、自由为科学信仰的目标导向。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理性的科学诠释，是解决“中国问题”、破解“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政治向导，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性价值、战略性价值和政治性价值。通过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进国际秩序变革，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六大基本路径，科学有效地捍卫和平、促进发展、维护公平、追求正义、实现民主、保障自由，进而切实保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得以充分发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曾誉铭

2022, 48(5):  163-172. 

摘要 ( 901 )   PDF (33255KB) (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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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当代文化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实践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无疑是这种结合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内容方面，当前的融入难以兼顾“思想政治教育视界”、“传统文化视界”与“大学生的视界”、理论内容与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在形式方面，还尚未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融入方法，师生关系方面缺少合理而持续的互动关系。主要是由于融入处于在各种社会思潮型构的多样化思想境域中、思政课的话语形态主要是“抽象性”政治话语形态、教师主体性缺失、缺乏一套普遍适用的、科学的、合理的管理体制。针对这些问题，基于问题的情境教学可以是一种有益的实践探索，革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建立系统性、科学化、全程性、日常化的评价-反馈机制和经费支持是这条路径的可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