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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49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3-05-15

上一期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张冠梓

2023, 49(3):  1-7. 

摘要 ( 620 )   PDF (517KB)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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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治国理政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加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三大体系”建设，从根本上说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把握独立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把握社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术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活动体系；把握主体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话语体系建设，构建国家安全学的言说体系。

论习近平的世界历史观

刘勇, 杨淑贤

2023, 49(3):  8-16. 

摘要 ( 570 )   PDF (619KB) (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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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进入新阶段，人们建立起更加普遍的交往、更加广泛的联系，相互依存程度前所未有。新阶段的世界历史在经济状态、发展动力、政治形势、文化格局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表征，凸显了全球化进程新的特色。习近平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引，站在世界历史高度，锐利洞察世界历史在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新表征，并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绘制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形成了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世界历史观。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时代价值

柴素芳, 姜旭

2023, 49(3):  17-26. 

摘要 ( 616 )   PDF (676KB) (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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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28次提到“奋斗”，强调“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既一脉相承又具有时代价值的奋斗幸福观。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时代价值，从生成逻辑看，它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赓续发展和创新阐述、对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精神的接续弘扬和时代转换、对自身独特经历的高度总结和理论概括；从理论意蕴看，它科学回答了“为何奋斗能幸福”“为谁奋斗才幸福”“如何奋斗得幸福”等一系列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从实践特质看，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实践方略，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南部理论先驱：费尔明与潘光旦对科学种族主义的批判

景军

2023, 49(3):  27-39. 

摘要 ( 515 )   PDF (846KB)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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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就对科学种族主义展开抨击的海地知识分子费尔明，以及1925年就对人种理论给予驳斥的中国学者潘光旦，具备近年来学界所称的南部理论先驱者特质。一方面，费尔明对19世纪后半叶欧美体质人类学家鼓吹的颅相学之谴责，可谓当代批判种族理论的先声。另一方面，潘光旦对披上科学外衣的“优越种族”意识形态与20世纪初军国主义兴起的联系之解析，可以说是带着一种震撼力揭示了种族主义国族论作茧自缚的深刻道理。

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述论

王文光, 马宜果

2023, 49(3):  40-51. 

摘要 ( 557 )   PDF (848KB)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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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理论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强调的是紧密团结、亲和熟稔、价值一致以及共享的认同感。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发展了这个理论，将中华民族概念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解决了中华民族是“多元”还是“一体”的学术讨论问题，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核心概念，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

主体交互的行动网络：旅游视域的“向内转”

徐新建, 赵靓

2023, 49(3):  52-61. 

摘要 ( 506 )   PDF (916KB) (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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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决策由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的转移，中国乡村旅游的结构形成了多方介入的行动者网络，并由此演变为主体交互的关系世界。与此对应，人类学研究呈现了存在论转向与行动者聚焦，继而派生出“多物种民族志”与“多主体人类学”等前沿成果。由此，聚焦旅游研究的“向内转”，将视点由以往关注的旅游线路、游客流量与行业产值等外部表象，转向更为内在的行动主体，考察旅游交互中人的存在、相互关联及价值实现，并关注旅游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主体兼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少数民族古籍保护：边疆治理的视角

王水乔

2023, 49(3):  62-74. 

摘要 ( 529 )   PDF (783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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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保管机构众多、收藏分散、库房条件不足、立法不健全、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也长期存在。针对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存在的问题，结合少数民族古籍分散性、宗教性、国际性特点，边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应上升到边疆治理的高度。在治理主体上，以政府为主导，联合各收藏机构、企业及民间收藏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治理对象上，改善收藏条件、加强古籍修复工作，开展整理出版、缩微和数字化建设，综合运用财政投入、法制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宣传推广等治理手段。少数民族古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蕴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容，因此可以成为边疆治理的手段。通过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也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助推边疆地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郑志钢

2023, 49(3):  75-81. 

摘要 ( 675 )   PDF (508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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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指向和战略意义

齐卫平

2023, 49(3):  82-90. 

摘要 ( 574 )   PDF (562KB)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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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项重大任务。深刻认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思想意蕴和实践价值，对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对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提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任务，建立在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实践基础上，是党的重大创新成果。完成新时代新征程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发展，必须啃下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这根硬骨头。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运用好党的历史经验，遵循实践原则，提高立党兴党强党责任担当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任重道远，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

古今比较视域下近四十多年中国改革之特点

杜艳华

2023, 49(3):  91-101. 

摘要 ( 540 )   PDF (701KB)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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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中国历史上不乏著名改革。而近四十多年的改革不仅标识时代特征，而且以承载重大转折、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特质让历史闪光。与历史上的改革对比不难发现：近四十多年改革正确处理传统与革新的关系；保持改革力度与现实条件相适应；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把握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从而超越了中国历史上断裂式的改革；近四十多年改革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自我超越。突出表现在改革与对外开放形成良好互动；通过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改革彻底摆脱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束缚，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古今比较的视域研究近四十多年中国改革的特点，从中可获得诸多历史启示。

现代化转型与在地化实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论析

杨慧, 吕哲臻

2023, 49(3):  102-110. 

摘要 ( 529 )   PDF (622KB) ( 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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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发展历史性与现代性并存，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处于新、旧乡土伦理秩序的更迭之中，农村社会工作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任务。农村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需要对专业价值理念进行在地转化，以解决服务中不确定性情境与信任嵌入两难、多元角色期待与专业身份实现难题、地方性知识背景与文化解读错位、服务边界模糊与个体时空挤压的价值与伦理困境。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主要包括与地方性知识的在地对接、本土化服务的在地调试以及地方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四个面向。以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化服务在农村社会伦理体系中寻求文化契合，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更新了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对个体能力肯定、对集体主义观念认可的内涵，在现代化转型中共同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的在地化发展。

家庭视角下县域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点调研

汪永涛

2023, 49(3):  111-120. 

摘要 ( 503 )   PDF (680KB)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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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表现为进城购房的刚需化、子女教育的城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中产化。当前农村家庭正在经历城镇化目标转型，由此形成了“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其中代际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直接的财富转移（购房、彩礼）、老漂、城乡两栖、自我养老等多种形式。农村新三代家庭的家庭再生产由此在“城—县—乡”之间进行拆分，并形成多种分工组合，呈现出流动性、碎片化、离散化的特征。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具有消耗性、过渡性、符号象征性等特征，它仍然是一种半城市化。

从“创造性破坏”到“创新—产业动态化”

杨先明, 黄华

2023, 49(3):  121-129. 

摘要 ( 525 )   PDF (625KB)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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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命题的价值在于其结构变迁的内涵，在当下产业革命浪潮下，创新理论回归其创新引致产业演变的本质，具有历史必然性。创新不仅淘汰现有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致产业间资源再配置和新旧产业替代、从而导致产业动态化：创新—产业动态化准确地刻画了这一本质特征，并应对于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需求，即认识创新—产业动态化是知识创新、技术突破、市场进入、范式替代到产业组织变迁的交互继起的机制过程，以及资源、需求、能力与网络等方面形成的约束条件，这有助于理解我国创新发展的实现机制。我国推进创新—产业动态化进程、把“创新落在产业上”的政策重点在于加强基础研究对产业的传导、构建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及市场化的激励和创新采购制度。

中国特色合宪性审查的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吴延溢

2023, 49(3):  130-139. 

摘要 ( 544 )   PDF (623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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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宪法实施的关键在于推进合宪性审查。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在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从体制上讲，谋求在国家权力横向配置体系中更大突破的方案很难具有现实可行性，但我们可以基于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在纵向配置体系上构建“一极性”合宪性审查的基本体制；同时，根据大国治理需要，在中央审查机构实行“两委制”，并适度拓展地方合宪性审查空间。从机制上讲，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有效推进，需要激发审查机制的活性。在启动机制上我们可以通过设置执政党的介入机制，增加启动渠道，提升权威性；在受理环节上，通过筛选过滤和分流机制，实现工作的高效性；在审议环节上，通过解释创意、案情调查和信息反馈机制的完善，提高审查的能动性；在处理环节上，通过撤销机制和改变机制的强化，提高审查的实效性。

《土司例纂》：晚清国家区域法制中最后一部法律修纂考述

胡兴东, 焦磊

2023, 49(3):  140-150. 

摘要 ( 530 )   PDF (752KB)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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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古代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十分注重区域法制建设的王朝。清政府针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大量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民族法律，成为中国古代国家边疆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通过改土归流、构建基层小土司等手段，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深入有效的治理。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苗例”。光绪十七年（1891年）腾越厅同知黄炳堃修纂成的《土司例纂》是国家层面上西南地区“苗例”体系化法律的顶峰。黄炳堃能够修成《土司例纂》是与他长期在湘滇两省为幕为官的经历及“读书读律”的知识有关。《土司例纂》补足了清朝边疆民族地区区域法律的最后一块拼图，让清朝国家的民族区域法制实现了体系化构建。

罪刑均衡证成中比例原则对法益保护原则之补充

汪阳, 柯华

2023, 49(3):  151-161. 

摘要 ( 482 )   PDF (672KB) (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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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防卫论”的出现使“罪刑均衡论”受到极大的冲击，将此置于罗尔斯所述正义的两大原则下考察，不难发现二者关注的矛盾的存在范畴并不相同。在当代中国的综合主义刑法理论视角下，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运而生。表面上看，该原则使刑罚个别化与罪刑均衡得到充分协调；而事实上却忽略了罪刑均衡本身对于刑罚个别化的包容。罪责刑相适应的最终归宿依旧是罪刑相适应，割裂刑事责任的概念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在罪刑均衡的视阈下，法益保护原则为比例原则提供了目的正当性这一前提，后者则作为方法论为前者提供了有效的衡量路径。同时，成本收益分析法弥补了比例原则设计中对于成本的忽视，使其与法益保护原则协同完成的罪刑均衡证成之结论更为准确。

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与中国生命美学

妥建清, 李小雨

2023, 49(3):  162-172. 

摘要 ( 543 )   PDF (785KB) (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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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理性的非理性发展造成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赓续浪漫主义要求恢复人之为人的完整性的主张，波德莱尔提出了作为现代性思想结晶的“应和论”，以期弥合人与世界的分裂，实现宇宙万象的和谐统一。作为波德莱尔诗歌创作与文艺理论的核心，“应和论”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并产生了绵延的效果历史。百年来，学界围绕“应和论”的思想渊源、理论内涵、历史效果、比较研究，以及评价等论域进行了深入阐释。但是鉴于波德莱尔是“现代性”概念的始作俑者，其“应和”思想关涉现代性的基源问题，并引发了后世的“问题美学”现象，亟须拓展新的视角对其进行多维阐释。中国真善美合一的生命美学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借鉴中国生命美学思想，可以为走出审美现代性的困境，实现人类美的生存贡献中国思想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