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2年 第48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2-01-15

上一期   

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三个重要维度

蒋红

2022, 48(1):  1-9. 

摘要 ( 1386 )   PDF (1300KB)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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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概括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着重强调了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重大历史和现实作用。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我们把握好三个重要维度。从内涵维度看，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层面具有严整的理论逻辑，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力量；从价值维度看，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导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内生力量、进行社会革命的精神动力、教育引导新时代青年的精神伟力；从实践维度看，伟大建党精神构成了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动力源泉，永远指引和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勇担使命、不懈奋斗。

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力的强化逻辑

柯绍清, 周家彬

2022, 48(1):  10-16. 

摘要 ( 1119 )   PDF (981KB)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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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强化基层组织力，就是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形成落实重大任务的集中合力，打通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最后一公里”，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体现于百年来党一以贯之地增强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的历史过程之中；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应有之义，加之基层治理又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因而，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力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确保基层党组织覆盖到社会各个领域，是强化组织力的前提；防止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则是强化组织力的保障。

论博物民族志

彭兆荣, 张颖

2022, 48(1):  17-25. 

摘要 ( 1032 )   PDF (1426KB) (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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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危机、生物—文化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学科、学术、学问也亟待重新定位。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方法都值得特别关注。近代以降，人类学与博物学成为“亲缘”学科，博物民族志是将二者合为一体的范式。然而，中西方在博物学学科认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唯能利用好中式博物学在传统认知和方法上的天然优势，尤其是中式博物学对有关“生态—生物—生命”所具有的整体性视野，以及格物致知的求知方法，方可解决中国问题，并对当代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起到启示与示范作用。因此，如何以反思的原则，利用博物学对当下问题研究的特殊效应，同时对中式博物学进行重新定位，在知识转型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中古士族在近世——对中国宗族实践的新思考

杜靖

2022, 48(1):  26-41. 

摘要 ( 1059 )   PDF (2569KB) (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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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但是，士族、大族的观念仍然在他们意识里，并结合时代语境而演绎，因而不一定全都是“庶民化”或“礼仪向下”的结果，故新形态一说值得再讨论。中国宗族研究要回到人的立场，回到实践者主体性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看清其本质。

市场、商号与口岸：近代青藏高原东缘麝香的贸易流通

王海兵

2022, 48(1):  42-51. 

摘要 ( 1149 )   PDF (1572KB)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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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沿江、沿边的诸多地方被辟为通商口岸，通过口岸外销成了近代青藏高原东缘麝香贸易流通的显著特点，同时国内市场的麝香贸易也趋于频繁。在口岸与原产地之间，商号将各级市场连接成广泛的营销网络，促进了青藏高原东缘与外部世界的联通以及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构铸。青藏高原东缘麝香的流通受国内外形势、产量、价格等因素的明显影响，洋行、买办控制和垄断了麝香出口贸易，从事麝香外贸的国内各民族商号大多成为洋商的附庸，由此折射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

“中国疆域沿革史”历史书写发展脉络研究

成一农, 陈涛

2022, 48(1):  52-65. 

摘要 ( 1075 )   PDF (1794KB) (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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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书写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需求的反映，“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也是如此。受到“天下观”和“疆域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疆域沿革史”。民国时期，基于中国传统的“政区沿革”的研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以王朝疆域为描述对象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其目的在于唤起民族自豪感以及救亡图存。1949年之后，曾存在多种“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差异在于涉及的“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最终谭其骧提出的方案占据了主导，因为其满足了对内强化民族团结、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对外抵制各种对我国领土无理要求的时代需求。

宋代“胡商识宝”故事式微原因探析

张锦鹏, 曾蕾

2022, 48(1):  66-74. 

摘要 ( 1041 )   PDF (1490KB)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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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笔记小说流传着很多“胡商识宝”故事，这是唐人主要根据波斯胡商来华的一些线索进行异文化想象创造出来。宋代，阿拉伯蕃商代替了波斯胡商成为主要的中国经商者，中国海商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的“走出去”行动，进口商品从符号性消费的珠宝类奢侈品转化为实用性消费的香药类日用品，这些因素导致了“胡商识宝”故事逐渐淡出民间话语。此外，宋代具有海外民族志特色的笔记文集不断涌现，并通过雕版印刷机构和书籍销售市场平台等知识传播平台，使域外知识在大众范围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扩散。人们对异文化从文化想象开始走向客观认知，“胡商识宝”之类故事失去了传播市场。

从“四民分业”到“四民不分”——唐宋时期的职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曾育荣, 柯桂林

2022, 48(1):  75-90. 

摘要 ( 1419 )   PDF (2649KB) (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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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复苏和不断繁荣的进程中，伴随工商入仕禁令、中古自耕农超经济强制等职业壁垒的动摇和破除，科举向社会各阶层的逐步开放，受求取功名与获取财富的双重目标的激励，以农、工、商追逐仕进与农转向工、商为显著特征的职业流动，以及士、农、工、商的各业兼营，促成了官僚、地主、商人的三位一体化和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职业之间转换互通、对流兼容的渐趋频繁并日臻常态化，使得汉晋以降职业领域中的封闭僵化状态被开放灵活的格局取而代之，“四民分业”完成了向“四民不分”的转变。而不断加剧的职业流动，又缔造出官僚队伍以“寒人为中坚”、职业分工由“四民”衍化为“六民”、职业层级差别淡化的新型职业结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因此而呈现出开放化、平民化、平等化的色彩，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基本样式得以在此基础上定型。

依道治国：韩愈开辟的法理命题

喻中

2022, 48(1):  91-104. 

摘要 ( 1030 )   PDF (2095KB)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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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盛行、道教兴旺的唐代，韩愈立足于捍卫儒家圣人之道，开辟了一个纲领性的法理命题：依道治国。就像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把法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一样，依道治国是把道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根据韩愈的叙述，作为治国依据的道是儒家圣人之道，与老子之道具有本质的差异。儒家圣人之道的实体内容是仁义，具体体现为礼乐刑政。仁义是道之端，礼乐刑政是道之末。通过“求端讯末”，韩愈建构了一个赖以载道、据以治国的规范体系。从思想渊源来看，依道治国命题在内容上主要承袭了孟子的思想，在方法上吸收了禅宗的“教外别传”观念。从思想影响来看，韩愈的依道治国命题构成了“宋学”或“道学”的先导，为宋代的“四书”编纂提供了思想铺垫，构成了中国法理学史在汉宋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纽结。

基于死亡叙事的医疗社会生态分析

景军

2022, 48(1):  105-117. 

摘要 ( 1042 )   PDF (2044KB) (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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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来，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持续改善，医疗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受制于一系列来自医疗社会生态的严峻挑战。医疗社会生态是指，影响临床医学实践的卫生政策和医疗制度、支配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人们的健康需求和就医行为，以及关联医患关系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信任。患者家属有关亲人病故经历的叙事可以作为审视医疗社会生态的一面透镜，其中折射而出的尖锐问题之一即是尊严死之难。这一难题的主要成因包括死亡的医学化、医疗机构的市场化、重大医事抉择的去主体化以及医疗家庭主义的固化。

农村阶级与农民革命——以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为中心的分析

左雯敏

2022, 48(1):  118-128. 

摘要 ( 1059 )   PDF (1425KB)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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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早期，如何发动革命是核心问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运用到中国农村。从湖南到井冈山再到赣南，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对于如何在农村划分阶级和发动农民革命逐步形成了成熟的判断。在湖南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农民运动的力量，但对于如何划分农村阶级还没有形成准确的认识。在井冈山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把小地主和富农作为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对他们的斗争有所缓和，但却没有找到富农和地主区别对待的依据。在赣南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从剥削性质上认清了地主和富农的区别，并制定出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具体标准，这标志着毛泽东对农村阶级问题的认识已经成熟。此后，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关注点从农村阶级问题变成了基层组织问题。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行为逻辑与认知维度

胡凌

2022, 48(1):  129-137. 

摘要 ( 1061 )   PDF (1365KB) ( 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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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始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加强反垄断审查合规监管，一改以往仅在边际上依赖法院进行事后裁判的做法，更多依赖行政手段和公益诉讼模式。这其中体现出来的监管动因、认知角度和效果并不完全契合单纯从反垄断法角度进行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回到现实本身，思考国家如何认识反垄断问题，以及反垄断的原初意图和法律形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契合或偏离的。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反垄断进程：其一是关注要素的流动，即数字平台不得为要素自由流动设置障碍；其二是关注市场基础设施，即平台形成的市场应当依靠基础设施进行联通；其三是资本进入相关市场的合秩序性问题，例如进入金融、媒体、民生等领域。在此基础上，可以重新理解中国希望平台经济以何种方式按照特定商业模式进行扩展，以及如何重新定义市场。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反垄断法定位与规制

刘晓春

2022, 48(1):  138-148. 

摘要 ( 1072 )   PDF (1519KB)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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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在发展演进中形成的生态系统，对反垄断法的适用带来了众多挑战。在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相关市场界定实践中，司法机关倾向于分离出单一商品市场进行界定，如“微信表情包”“微信公众号”案，而行政机关在执法中已考虑到双边市场，但皆未将生态系统纳入考虑范围。数字生态系统的运作存在四个层次，具有三种内部协调机理，并在对外竞争中呈现三个特征。在平台封禁、数字版权的反垄断分析场景中纳入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竞争分析，可以带来全新的视角。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规制，应当在各个环节纳入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视角，进行多层次、分类型的竞争分析，重点考察新型竞争行为，在事前审查和事后规制两端探索一条符合生态系统运作特点的中间道路。

从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探索日本的“自我定位”

王冠玺

2022, 48(1):  149-162. 

摘要 ( 1034 )   PDF (2233KB) (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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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国民性所体现出的“缘人”特征与武士道精神，对上下位序非常敏感；自我定位对日本人十分重要，因为上下位序是通过自我定位而决定的。传统华夷秩序所体现的位序，乃中国在上，日本在下。日本的儒学者对传统“中国”一词所预设的华夷之辨与东亚政治秩序，不管是在“文化认同”或“政治认同”上，均难以接受。通过不断地对“中国”一词提出臆想性的解释，日本的儒学者缓解了“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割裂所造成的自我定位困境，并让中国经典得以适应于日本的整体文化（自信）之中。日本的国学者排斥儒释文化，认为必须立足于日本的价值之上，才能够认识到中国的“道”误在何处。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对日本人的自我定位与国际关系，均带来重大影响。

论《庄子》之“游”的活动维度

邢研

2022, 48(1):  163-172. 

摘要 ( 1049 )   PDF (1260KB) (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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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是《庄子》文本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当代关于《庄子》之“游”的研究，较主流观点是把“游”作为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但这种阐述虽然注意到《庄子》中“游”所具有的自由属性，却忽略了“游”实际的活动特质。作为一种活动，《庄子》之“游”是一种人之身心整体与“道”融汇交通的活动。其具体展开于人出离于“在世界之中”状态，“虚以待物”而“以天合天”的生活实践之中，并由此构成了一种“合道而为”的自为而“自由之”的自由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