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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44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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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超出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增量及民族志“做”法———以《双面人》为例

谭同学

2018, 44(4):  1-8. 

摘要 ( 1223 )   PDF (573KB) ( 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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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法论上，民族志的难题之一，是自我无法从本体上变成他者，但若他者缺席，则会陷入自我唯主观论。它需尊重自我与他者差异，但不限于写差异，否则就只是猎奇。自我与他者皆不可缺，但若无互动，他者就是与自我无关的任意抽象，针对互动的自我反思更无从谈起。因此，不是他者、也非自我，唯因互动而情境性生发的、超出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增量，才使得“做”民族志成为可能。

瑶族宗教信仰若干问题讨论

刘昭瑞

2018, 44(4):  9-16. 

摘要 ( 1256 )   PDF (487KB) ( 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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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英语经日语转译的“权能仪式”，是分析瑶族宗教生活乃至其他宗教形态的重要概念。打筶则是关系瑶族宗教信仰仪式起承转合和结果确认的重要环节，具有仪式之眼的功能。基于祭祀原则，瑶族信仰世界中的鬼神可以分为家庭、民族、区域、道教、自然５个神灵系统。无论是信仰对象还是科仪文表，瑶族宗教信仰都与道教有明显区别，更应被视作具有道教色彩的区域性信仰团体与瑶族民间信仰结合而成的宗教类型。

走廊地带多重边界叠合与多民族共同体生成———兼论河西走廊区域研究范式与民族学意义

李建宗

2018, 44(4):  17-26. 

摘要 ( 1205 )   PDF (583KB) ( 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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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走廊地带地处多个地理板块的连接处，加上其构型的特征，在走廊内外出现了一些边界。这些边界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还是文化边界、民族边界。边界的出现，意味着多元耦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及新的共同体生成。河西走廊地处四大“地理—文化”板块之间，既是周边四大区域文化的边界，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耦合地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西北多民族共同体。这也是河西走廊的民族学意义，同时还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世俗面相”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转型———基于“大一统”思想及文化惰性的思考

张媚玲

2018, 44(4):  27-34. 

摘要 ( 1221 )   PDF (627KB) ( 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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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历史的惯性作用其间，对其特性及根本原因进行分析思考，十分必要。历史惯性总是在长时段下形成并塑造着下一个时代的基本面孔，这被称为“世俗的面相”。以“大一统”为核心政治诉求形成的“多元一统”民族—国家格局，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历史惯性，它与传统“早熟”文明衍生而来的文化惰性，成为分析、把握世俗面相的基点。中国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得之于现代民族国家之“形”，而失之于民族文化自信之“憾”。

观念与制度：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杂胡”与“杂户”

鲁西奇

2018, 44(4):  35-49. 

摘要 ( 1305 )   PDF (835KB) ( 5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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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杂胡”之“杂”，其初是在胡人（匈奴）种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种类部落，对于地位较低的、规模较小的种类部落的称谓，意为“其他的”“较小的”。汉人沿用了这种观念与分划方式，遂有“杂胡”之称。随着“胡”所指称的范围逐步扩大，“杂胡”遂成为建立政权的某一胡族对其所控制的其他胡族的称谓。“杂户”则是一种户籍类别，在十六国诸胡族政权下，用于指称建立政权的胡人之外的其他各种夷胡户。统领杂户的机构是护军。护军制取消后，杂户乃逐步演变为普通的编户。站在汉人立场上对胡人种群的分划，在结构上来自胡人种群对于自身的分划。人群分划的观念性范畴乃是制度性人群分划的基础，制度性的人群分划则将其所分划的人群固定下来。无论是人群分划的观念性范畴，还是制度性规定，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的种群及其权力集团所决定的。

几幅古地图的辨析———兼谈文化自信的重点在于重视当下

成一农

2018, 44(4):  50-56. 

摘要 ( 1248 )   PDF (1146KB) ( 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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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和技术不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依据这一原则，可以确定刘钢在《古地图密码》中所依据的《天下全舆总图》基本是后人的伪作，李兆良对《坤舆万国全图》的重新解读也无法成立。依据目前的资料，“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年代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此林梅村对这幅地图绘制年代的判断并不是确论，只是多种可能性之一。上述学者对史实的扭曲，以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逻辑上的漏洞，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发掘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先进因素，来确定文化自信，但这种不顾史实的研究不仅根本无法树立文化自信，反而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自信并不能仅仅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上，而应当是建立在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基础上的创新，其重点在于当下而不是过往。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陈维新

2018, 44(4):  57-68. 

摘要 ( 1325 )   PDF (810KB) ( 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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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论明朝万历时期对安南的“不拒黎、不弃莫”政策

李征鸿

2018, 44(4):  69-75. 

摘要 ( 1222 )   PDF (552KB) ( 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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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万历年间，因中兴黎朝在郑氏掌权下逐渐崛起，并将莫氏余党驱赶至高平一带，导致明朝与安南的藩属关系再次出现波折。明朝政府将安南事务的处置权交给了两广地方官员，陈大科、杨寅秋等官员在与安南各政治势力及地方土司的交涉中，逐步确立了“不拒黎、不弃莫”政策，并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明朝晚期对安南实行的“不拒黎、不弃莫”政策，首先是确保安南境内在特定时期只能有一个接受册封的贡臣家族，即接纳实力派中兴黎朝，承认其为安南唯一的贡臣；其次是尽最大可能保护旧贡臣家族的人身安全，即同时又维护旧贡臣莫氏，将其安插于高平地区，作为安南境内一个独立的“统治特区”。这一政策是对嘉靖朝安南政策现实主义倾向的继承和完善，是一种有差别的“双重承认”政策。

国家治理视域下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的运行机制研究

丁忠毅

2018, 44(4):  76-87. 

摘要 ( 1189 )   PDF (601KB) ( 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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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是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政策和跨域协作治理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面向实践，剖析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的运行机制，揭示其蕴含的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主体间互动关系与治理逻辑，是当前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以机制功能为分类标准，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运转起来的核心运行机制包括动力机制、任务分配机制、府际沟通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上述机制的运行，呈现出政策运转的动态过程和现实图景，强化了治理主体的参与动力与沟通协调力度，增进了府际利益关系的和谐，提升了政策运转的可持续性与效能。

新型城镇化阶段“农转居”转型社区家庭发展评估

刘建娥，顾宝昌

2018, 44(4):  88-95. 

摘要 ( 1175 )   PDF (541KB) ( 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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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城镇化建设驱动的村庄拆并潮流，带来社区形态与家庭结构的深刻变迁。基于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构建家庭发展综合指数，能够评估转型社区家庭发展状况。研究发现，转型社区家庭经济增长乏力，社会资本急剧削弱，社区归属感和整合度降低。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策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要积极构建家庭发展政策体系，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以提升转型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增进社区社会管理的效能，应对社区急剧转型对家庭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阶层竞争：农民上访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浙江Ｇ镇调查

杨华，袁松

2018, 44(4):  96-107. 

摘要 ( 1101 )   PDF (684KB) ( 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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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程度高，阶层竞争激烈。下层农民跟上层农民相比差距甚大，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上层农民引领的村庄价值标准，所以生存性压力很大。上层农民则在竞争中利用其地位与优势垄断镇域内的市场机会、政治权力、社会关系、文化价值等优质资源，构成了对下层农民的阶层排斥，阻隔了他们竞争成功和向上流动的渠道。同时，上层农民通过垄断村庄再分配权力，瓜分村庄公共资源，将下层农民排除在再分配之外，最终触发下层农民通过上访来宣泄情绪和重构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这类上访是在既定阶层关系和分配秩序下，下层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最后救济渠道，它内含着正义诉求，是农民的尊严政治。要治理好农民上访问题，关键是要调节农村阶层关系，规范村级民主政治，调整农村资源配置机制，加强村庄社会整合。

优化配置农业水权的路径分析———以个体农户和农村集体的比较分析为视角

龚春霞

2018, 44(4):  108-116. 

摘要 ( 1215 )   PDF (552KB) ( 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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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权独立于水资源所有权，是由水资源所有权派生而来的，以使用和收益为主的用益物权。一般意义上的使用水权，主要是指水资源使用权。农业水权是相关权利主体依法按照自己的意志，使用农业水资源，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在具体的用水实践中，农业水权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农户和农村集体。就权利内容而言，既包括个体农户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也包括农村集体对村域范围内水塘、水库中的水行使管理权和支配权。面对农业水资源浪费和欠缺并存的悖论，结合中国农地高度分散和细碎化的现实，以及农田水利的系统性特征，我们需要在厘清农业水权兼具公权和私权属性的基础上，充实农村集体对水资源的支配权和管理权，并充分尊重农业水权的地方性实践。

民族村寨村规民约“异化”及与国家法调适———基于元阳梯田核心区村规民约的分析

牟军，徐超

2018, 44(4):  117-125. 

摘要 ( 1397 )   PDF (577KB) ( 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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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发产生的公共性规则，但实践中，地方公权力机构主导推动民族村寨制定带有明显国家法特征的村规民约，体现了公权力加强对民族村寨的控制，以及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某种程度的消退。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背景下，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内部存在着公权力与民族村寨、国家法与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协调上述关系及推动国家法在民族乡村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国家法与体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村规民约之间的界限，尊重民族村寨固有社会规范体系及思想文化的自主性，改进国家法的实施方式。

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

胡惠林

2018, 44(4):  126-138. 

摘要 ( 1192 )   PDF (648KB) ( 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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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进程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性变迁既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本身的大逻辑使然，同时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反应和中国形态。它是在几千年农耕文明演化基础上的一个自然历史的发展。但是，全球化进程对这一自然历史进程的深刻干预，使得这一进程不断呈现出，如生物大爆炸般的巨变效应，从而使得一个缓慢的自然历史过程，演变为一个快速的社会历史过程。本来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一个演化机制，陡然之间进化为突变机制。本来的一种自然历史分工，陡然之间演变成一种社会形态的等差。于是，便产生了文化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关于两种不同生存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城市文化空间建构。城市文化空间建构是一种精神社会的空间表达形态。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是城市精神社会失衡的反映。重建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智慧，是根治城市病的文明良方。

中医文化自信的根源：理论基础·精神实质·主体自觉

毛志强，熊官旭

2018, 44(4):  139-145. 

摘要 ( 1612 )   PDF (506KB) (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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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医的挑战，中西医论战出现了“中医非科学论”和“中医超科学论”两种错误观点，最终形成“中医次位，西医主位”的医学二元格局。中医危机的实质是中华民族文化危机的历史性凸显。面对这种窘境，国人只着重于从技术层面找寻其原因，而并没有从文化品性上诠释中医。目前，置身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场域，我们亟待确立中医文化在他域文化圈及全球医学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而中医文化自信是根基。其中理论基础是增强中医文化自信的学理根源；精神实质是增强中医文化自信的价值根源；主体自觉是增强中医文化自信的实践根源。

巴马养生旅游———基于康复性景观理论视角

黄力远，徐红罡

2018, 44(4):  146-155. 

摘要 ( 1380 )   PDF (631KB) ( 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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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养生旅游是目前增长迅速的旅游缝隙市场，但是各国养生内涵和养生活动具有较大差异，这就令养生旅游的研究表现出理论解释不足、研究对象多样化的现象。广西巴马县的养生旅游现象，呈现了游客在中国养生文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旅游获得康复体验。其中，自然环境的康复性表现在优质的空气、水和食药材上；长寿和中医养生文化的符号环境反映了促进康复的精神性；而具有康复性的社会环境则表现为淳朴的社区、游客彼此的情感支持，以及共同营造的康复氛围。此外，旅游的异地性带来的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转换，也是人们获得康复的关键因素。康复性景观是西方语境下的一个理论，它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应用，揭示了文化在人们获得健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东西方自然观、养生文化的差异。

新时代大国特色外交视野下旅游外交研究

张瑛，刘建峰

2018, 44(4):  156-164. 

摘要 ( 1235 )   PDF (547KB) ( 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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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外交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大国特色外交的重要形式，这一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推进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形成。旅游外交研究工作起步较晚，故需要从回顾旅游外交发展历程与研究现状开始，界定旅游外交的内涵、特征和外延，并区分旅游外交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等概念的不同特征。依托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旅游外交四维研究矩阵，即专业维度、公共维度、政策维度和批判维度，并明确不同维度的研究重点，促进旅游外交研究的发展。

形成合理消费风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盛美真

2018, 44(4):  165-172. 

摘要 ( 1142 )   PDF (531KB) ( 4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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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人类生活主要手段而非目的的消费，必须与自然和谐统一，并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合理消费理论的要义，它契合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诉求。当下在全社会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是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维度审视我国形塑合理消费风尚演进轨迹、特点和现实挑战，探究形成合理消费风尚路径选择的问题，是有待深化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