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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48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2-11-15

上一期   

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概括、新阐释、新定位

张瑞才

2022, 48(6):  1-14. 

摘要 ( 1671 )   PDF (11274KB) (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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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在回答“根本理论问题”和“根本时代课题”“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形成和发展,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丰富和深化，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彰显其时代价值、理论意义和世界意义，在指导实践中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和实践伟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

郭红军

2022, 48(6):  15-24. 

摘要 ( 1784 )   PDF (7909KB)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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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把握其内在逻辑。事实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十分缜密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可以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得到具体表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逻辑，展示了中国式民主的特征，凸显了中国式民主的本质，道出了西方式民主断点撕裂性的弊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逻辑，既能通过广泛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根本政治制度得到体现，也能借助充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基本政治制度予以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选举为起点、民主协商为方法、民主决策为重点、民主管理为关键、民主监督为保障，生动体现了全覆盖、全链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逻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进行探研，不仅有利于深刻体悟其重大价值、制度优势和实践成效，也有利于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体系。

作为新类型的中国式现代化原则及其问题域

张 娜

2022, 48(6):  25-31. 

摘要 ( 1576 )   PDF (5566KB)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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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现代性思想的扬弃中，获得以资本与理性主义双重批判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现实样态，其优越性正在于它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现代性思想扬弃的具体化。这在逻辑上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用人民原则和社会原则发展了源自黑格尔的主体性自由原则；在内容上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面对着关于文明占有、文明推进以及文明差异的三大问题。作为新类型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充分肯定主体性自由的基础上，破除唯主体性的浪漫色彩，通过关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存在状态，实现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主动权

李 艳, 马金婷

2022, 48(6):  32-39. 

摘要 ( 1594 )   PDF (6781KB) ( 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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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百年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新的“赶考”路上，党面临社会条件深刻变化和重大风险考验。特别是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声称“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通往复兴梦想的新长征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牢牢把握主动权：准确把握思想舆论斗争的新特点，确保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领导权、坚持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引导权、扩大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话语权、夯实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治理权。保证互联网成为党的事业坚强阵地。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建设论析

刘 艳

2022, 48(6):  40-49. 

摘要 ( 1594 )   PDF (8365KB)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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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价值观是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指导其政治活动的各种政治价值在其价值系统中的优先排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政党所追求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生活准则。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对于消除党内不良政治亚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必须加强人民至上的政党价值观、清正廉洁的权力价值观、党的领导的价值观、改革的价值观、法治价值观等建设，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为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提供价值资源。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方盛举

2022, 48(6):  50-58. 

摘要 ( 1531 )   PDF (7364KB)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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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组织理论是透视和剖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视角。在组织理论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度特征，它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开放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专业化和高效化方向健康发展。

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支撑

杨 平

2022, 48(6):  59-67. 

摘要 ( 1874 )   PDF (7211KB)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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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也构成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支撑。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地蕴含着对人民民主和党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人民民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和群众基础，自我革命为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淬炼政治品格和执政能力。因此，必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必须不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

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及其治理维度

储德峰, 杨俊一

2022, 48(6):  68-75. 

摘要 ( 1643 )   PDF (7602KB)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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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宝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和“党与群众”构成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需要实现政府预算与社会服务的均衡，建立“小预算—大服务”的“廉价政府”或“高效政府”，加强社会参与的体制与机制建设，积极动员社会参与；从“党与群众的关系”看，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前提，按照“人民中心—民生为本—公平正义”的原则构建党群关系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关键。公众参与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其参与国家社会治理主要有依法参与、深度参与、网络参与等方式。

空间再造视野下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对M村的调查分析

陈德顺, 李 开

2022, 48(6):  76-83. 

摘要 ( 1626 )   PDF (6126KB) ( 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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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村落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不仅仅是要解决物化成果的产出和物理空间的美化，更需要塑造乡村治理之魂，建设能够承载乡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同憧憬美好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本文运用当代社会学空间理论，从空间再造的角度解析乡村治理中诸因素的整合，以及乡村社会关系调整的理论逻辑。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生计空间四个维度出发，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直面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并通过考察一个典型村落——M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社会关系调节、文化产业振兴和生计模式重塑等方面的治道变革，进而实现华丽蜕变的经验，检视了空间再造理论的适应性，也可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发展与治理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警惕数字劳动新陷阱

陆树程

2022, 48(6):  84-93. 

摘要 ( 1593 )   PDF (27421KB)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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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下催生的新型劳动形态，已成为与传统劳动共在的劳动范式，并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在资本逻辑规制下，数字技术被资本逻辑钳制异化为资本逐利工具，资本借由数字化之手继续行剥削之实。数字劳动极易成为奴役、压迫和剥削人的异化劳动形式，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所挖设的自由、自控、自主陷阱。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完善公正有序的制度保障，坚守智慧共享的价值追求，实现人们自觉自愿劳动和全人类解放二者的关联互促，在实现劳动异化消解和人类本质意义复归中探寻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之道。

世界普遍交往语境下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周边安全、区域发展与国家认同

程中兴

2022, 48(6):  94-103. 

摘要 ( 1767 )   PDF (7782KB) (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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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世界普遍交往大势下展开，并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推进。互联互通意味着边地已从“末梢”变为“前沿”，境外、境内与跨境融为一体，边地安全、发展与认同格局也随之重构。其间，“境外”敌对势力渗透边地的反分裂斗争（周边安全）、因“境内”边民流失而致的边地空心化（区域发展）以及“跨境”民族认同游移带来的中华民族共同性认知弱化问题（国家认同），是新时代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3大现实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理念上需要坚持3个“共同”——周边安全以共同安全为基础、区域发展以共同富裕为指针、国家认同以增进共同性认知为方向，在实践上则需顺应交往媒介，特别是大交通与全媒体的时代变革。

“华夷之辨”的理论价值与实践逻辑——基于中国古代文化安全思想的研究

龙 潇

2022, 48(6):  104-115. 

摘要 ( 1879 )   PDF (9692KB)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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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华夷之辨”可被视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安全思想，包含“严夷夏之防”“用夏变夷”和“王者无外”三种理论形态，蕴含着丰富的智慧。秦汉以后的汉人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安全建设，皆会因时势变化地灵活运用这三种理论作为实践指导，在防止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用先进文化影响其他文化、促进不同文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中华文化凝聚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大文化系统：以华夏文化为主体、融少数民族文化精华于一炉，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展示出强大的文化安全构建能力。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且五千年传承不绝的文化奇观，与“华夷之辨”不无关系。这样的思想智慧，对今日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从“优势移民”到跨国“摆渡人”：欧美外侨在昆明的日常实践与身份转变

陈 雪

2022, 48(6):  116-126. 

摘要 ( 1712 )   PDF (9025KB)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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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研究将发达国家迁至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称为优势移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云南省境外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且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人口总数不多的欧美外侨在昆明依然享有一定的弹性优势，但优势的空间不断被压缩。面对优势危机，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一部分欧美外侨主动完成身份转换和行动实践，将自我塑造为跨国“摆渡人”。通过走出相对封闭的“侨民气泡”，深度融入本土社会，将本土知识与原有的西方知识整合起来，他们积累了在地发展的新资本。跨国“摆渡人”具有自发性与功利性特征，但他们在连接移民社区与本地社会、地方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上发挥的价值也应获得重视。

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王杰教授访谈录

王 杰/答, 向 丽/问

2022, 48(6):  127-134. 

摘要 ( 1733 )   PDF (6252KB) ( 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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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乌托邦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对中国审美现代性和中国经验的考察与把握，同时也结合对中国悲剧美学精神的理解而形成。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与实践，它一方面从过去探寻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破坏了的、但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多重文化叠合的当代语境中酝酿属于未来的力量。乡愁乌托邦与红色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两个关键内核，它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几乎同时产生，二者互相叠合构成了一个双螺旋结构，蕴藉着巨大的、充满着内在张力的情感空间。乡愁乌托邦规定了审美现代性的“中国性”，红色乌托邦规定着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审美现代性之路才能够基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当代语境通向未来。

审美人类学的历史视野与批判精神

范秀娟

2022, 48(6):  135-142. 

摘要 ( 1517 )   PDF (6471KB) (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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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对美的历史性理解，一是指美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发生的；二是指历史是美的发生基础和氛围；三是指美之为美的观念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感。“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代表了两种典型形态的审美人类学：一种是侧重生活感觉的审美人类学，一种是侧重文化仪式的审美人类学，两种形态的审美人类学都批判了美与日常生活的疏离。审美人类学的历史视野和批判精神赋予了其整体性美学和反思性美学的品格。

马克思主义治理美学与当代批评话语的治理转向

肖 琼

2022, 48(6):  143-150. 

摘要 ( 1576 )   PDF (6629KB) ( 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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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美学不断地交叉渗透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领域，呈现美学的社会学转向和实践转向的发展趋势。其目的在于通过审美或艺术手段来改变人的审美感觉方式，重新形塑社会情感结构，这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表述为审美治理。与此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也发生了重要转向，从传统美学研究中所强调的文本批评向度转向了当代文化语境中通过艺术和美学话语介入社会文化变革的过程与方式。而悲剧中有关怜悯和恐惧的情感机制，因其情感的治理性再一次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体系中关注的重要论题。

法律人类学视域下的审辩关系调适研究

王 勇

2022, 48(6):  151-159. 

摘要 ( 1573 )   PDF (7572KB)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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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法官基于主导权力对庭审进程的指挥中，辩护律师为了实现特定利益而运用的法律技艺可能导致审辩双方的法律话语中展现出权力表达与情绪对抗，进而使国家法律设置的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控辩对抗方式“异化”为刑事法官与辩护律师的审辩关系紧张，导致刑事法官偏离了中立的职业角色，容易造成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失调。改善审辩关系不仅是刑事法官理性的自觉行动，也是制度结构的要求。辩护律师与刑事法官只有在相互理解的氛围中才能更有利于各自代表利益的实现，进而构建和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国家倡导的法治目标。

自然保护地双机构管理模式的生态正义研究——生命权力运作的视角

黄 向

2022, 48(6):  160-168. 

摘要 ( 1509 )   PDF (6959KB)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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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其管理模式是实现保护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鼎湖山保护区因历史原因一直形成双机构管理模式。在此模式下，鼎湖山经过两种权力主体的事权划分，形成独特而稳定的生态系统生命权力运作体系，达成既不“生态破坏”，也不“生态威权”的生态正义局面，人际生态正义、人地生态正义和种际生态正义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得以彰显。

2022年总目次

2022, 48(6):  169-172. 

摘要 ( 1590 )   PDF (539KB)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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